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首先必须确认侵权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可赔偿范围。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赔偿请求权主要针对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的情形，或故意、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无人身属性，无权主张此项赔偿。
适用该制度的一个核心门槛在于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严重程度。轻微的精神困扰或短暂的情绪波动，法律上不认定为应予金钱赔偿的损害后果。司法实践中，是否构成伤残或死亡，是判断身体权、健康权受侵害时损害是否严重的重要客观参照。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侵害同样适用该赔偿制度。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类特定物通常包含遗像、骨灰、婚礼录像等承载特殊情感价值的物品。与普通财产损害不同，此类物品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法律因此给予特别保护。
违约行为在特定情形下也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当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时，受害方在追究违约责任的同时，可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打破了传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在精神损害赔偿上的绝对界限，为合同纠纷中的人格利益受损方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救济路径。
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受到法律保护。当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时，其近亲属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并非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而是基于对近亲属情感利益的保护，法律在此处平衡了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冲突。
国家赔偿案件对精神损害赔偿有特别适用标准。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鉴定为重伤、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此类案件中的赔偿标准较一般侵权案件更为明确，客观上降低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
侵权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是承担责任的基本前提。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故意侵权反映了行为人更大的主观恶性，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创伤往往更为严重，在认定赔偿责任和确定赔偿数额时，这一点会被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侵权行为的违法性是承担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法律仅对侵害受保护的人身权益行为提供救济。侵害行为须为作为的违法行为，且直接指向受害人的特定人格权利或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单纯的不作为通常不构成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是赔偿责任成立的基础。与其他财产损害赔偿不同，精神损害是一种非财产损害，无法用金钱精确计量。其损害后果通常表现为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心理创伤等主观感受，需要通过客观证据和法官的裁量予以认定。
违法行为与精神损害事实之间须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意味着精神损害后果必须是由侵权人的行为直接且必然引发的。如果损害结果与行为之间仅存在偶然联系，则不能将责任归于行为人，这是防止赔偿责任无限扩大的关键限制。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确定，遵循法定裁量因素综合评估的原则。根据司法解释，法院需考量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手段与场合、侵权后果、侵权人获利情况、其经济能力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最终赔偿额，并无固定公式。
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为辖区内的赔偿标准提供了相对具体的参照。例如，部分省份将赔偿数额与伤残等级挂钩，设定了从一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区间范围。这些地方性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并非具有法律效力的全国性统一标准。
在具体案件中，赔偿额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结果。法院会在法定因素框架下，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断。对于造成死亡的案件，赔偿额通常高于一般伤害;对于未构成伤残但侵权情节恶劣的，法官亦可根据案件特殊性酌情支持赔偿。
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明确，只有自然人可以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被排除在外。这一规定基于法人不具有自然人的精神感受能力这一法理基础，明确了该制度的保护对象仅限自然人的人格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