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嫌犯赵志红今日受审 案件已搁置9年

核心提示：1月2日，《居住证管理办法》结束公开征求意见，历时29天。征求意见稿承诺的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和便利在短期内未必能全部兑现，即暂不能实现“同城同权”。此外，居住证申领条件对学历、工作单位、缴税年限等也有较高限制。

《居住证管理办法》结束了29天的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从内容看，其许诺的9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无疑是进步。但居住证能否改变中国2.45亿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尚有地方、部门利益要协调。

夜晚7点，北京四环边上的一家小店。

老板赵大明正倚着冰柜看电视，边上，一道帘子将10平方米的店铺与生活空间隔开。听闻一种新的居住证或将推出，符合居住半年、有稳定住所等条件即可办理，他并不相信：“真有这样的证，全国的人不都跑来北京了？”

这一天，1月2日，国务院法制办结束对《居住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历时29天。

介于户口与暂住证之间的居住证制度，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多年前早已自发探索。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破在于，试图将该制度推广到“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全国285个地级市中，仅4个没有设区。

赵大明难以置信的逻辑，也是某些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做法。在调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维中，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加以限制是常用手段。

按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11月发布的报告，到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为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多位受访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征求意见稿许诺的9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无疑是进步。但居住证能否改变2.45亿流动人口的生存现状，尚有地方、部门利益要协调。

“它其实是希望在户籍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载体，用来承载流动人口的权利和福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认为，这是朝逐渐剥离户籍福利的方向走，“就中国目前来说，这是正确又相对容易实现的事情。”

令人担忧的隐形限制

根据这份由公安部起草的征求意见稿，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只需符合“有稳定就业、稳定住所、连续就读”3个条件之一即可申领居住证。

赵大明对如此低的申领条件不敢相信。他从北方某省来京谋生已15年，2004年前后开了一家食品店。那时，北京已经推行《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持证者可享受京籍居民才有的部分待遇，如购房、上车牌。

该证申领十分严格，不仅本人须有学士以上学位，须提交社保、纳税等资料，连所在单位也要具备一定资格。“我没有缴社保。”赵大明没申领到工作居住证。

在全国范围内，居住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吸引中高端人才，往往对学历、工作单位、缴税年限等有较高限制；另一类侧重提供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

北京的工作居住证显然属于前者。并且，申领条文背后暗藏的隐形限制还更苛刻一些。

2014年底，《北京日报》刊登了一则读者来信，询问办理工作居住证对缴纳个税数额是否有规定。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答复称，个人薪酬是衡量人才价值的重要市场性指标，申领者个人薪酬至少应高于本市平均工资。2013年度，北京市职工月均工资为5793元。

刘威也遭遇到一项隐形限制。他供职于北京一家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符合学历、社保、纳税等条件，但2012年申领工作居住证时也遭拒绝。他找不到被拒的条文依据。

这一现象在2003年就已发生，据《京华时报》报道，单在网上审批首日，北京市西城区就有52家单位申请被拒，全为中央驻京单位。不能办的原因是北京市的人事权限不够。

刘威担心，这一回，条文中只列了4个简单条件，会不会又有一些其他隐形限制？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多位非本地户籍的居民，他们普遍对隐形限制表示担忧，个体户、创业者、务工人员算不算“稳定就业”？租房、借宿亲戚家算不算“稳定住所”？多久才算“稳定”、“连续”？

另一个担忧则是，除了征求意见稿的4项条件之外，地方政府会不会另设更高的门槛？哪一级政府有资格制订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细则？

尽管存在不足，但在多位学者看来，这份“申领资格低门槛、广覆盖”的征求意见稿，进步着实不小。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征求意见稿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户籍改革的具体落实，“国家没有出台规定，各地很难自己出台，缺乏上位法。征求意见稿顺应了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变。”

彭希哲也认为，这样的改革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暂不能实现“同城同权”

虽然名称都叫“居住证”，但征求意见稿所言的居住证，其附带的福利并不比地方自行探索的居住证要多。若想与户籍人口立即“同城同权”，也并不现实。

征求意见稿承诺的基础公共服务共9项：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平等享有劳动就业权利；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此外另有6项便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证及国家规定的其他便利。

“它希望提供的公共服务尽量向户籍人口靠近，但严格意义来说做不到。”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坦言，如果提供的服务能与户籍人口一致，“那就不需要居住证了，直接给户籍就完了。”

9项基础公共服务中，最引人关注的显然是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事实上，即使没有居住证，这也已在部分地区实现。赵大明表示，他的女儿正在北京的学校借读。

但赵大明更看重的是，女儿能否在京参加中考、高考。答案是否定的。

“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严格来说，并非9项基础公共服务之一。征求意见稿将其纳入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来实现的内容。

同样列入“应当积极创造条件”的，还有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居民委员会选举、人民调解员选聘等8项权利，以及在居住地享受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办理婚姻登记等两项便利。

换言之，这些“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实现的，未来未必能在所有地区立刻给持证者兑现。

不过，在一些省份，如果公民获得门槛较高的居住证，他们已能享有前述部分权利。彭希哲举例，北京、上海限购商品房时，都曾规定持有某种居住证且符合参加社保、缴税的年限，即可享受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征求意见稿所言的居住证没有特别列出这项优待。

“目前外来人口能够享有的社会福利正在不断增加，但政府提供的贫困救助是完全按照户籍来的，即使有工作居住证也不行。”彭希哲介绍。

乔晓春表示，此次征求意见稿由公安部提出，但理论上，公安部难以完成这件事情，因为户籍制度与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作出决策的一定是政府，而不是某个部门”。

“一旦改革户籍制度，包括建立新的居住证制度，势必涉及到各个部门。”乔晓春坦言，户籍改革时，如果与户籍制度挂钩的政策如医疗、计生等等还未与户籍完全脱钩，就特别需要各部门与新的户籍政策相协调。

“我们现在是先改户籍制度，后调整各个部门的政策，但严格来讲，应该是先改各个部门的政策。”乔晓春认为，让各部门先改自己的政策并非易事。

居住证的饼能摊多大，取决于财政的支持力度

在多位受访学者看来，基础公共服务能否真正得到落实，关键在钱。

乔晓春说，解决流动人口的服务问题其实是财政问题，“这个钱谁出？之所以不能所有人都给户籍，是因为如果都变成本地户籍，城市的财政是支撑不了的”。

记者2013年曾报道，一对非京籍夫妇在京工作已15年，育有一子。但是，当他们向北京、男女方原户籍地要求办理独生子女证时，却都遭到拒绝。

最终，经过“特事特办”式的协调，他们在男方户籍地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并获得1000余元的独生子女奖励。

事实上，在目前各省级行政区划中，独生子女费无一例外均要回原户籍地领取。尽管这一陈旧的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人口流动的现状。

独生子女费无疑属于9项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计划生育服务和奖励优待”。根据征求意见稿，如果流动人口的这部分钱由流动人口所在地支付，在全国独生子女奖励尚无统一平台的现状下，这无疑是不小的数字。

而其余8项基本公共服务、6项便利，几乎每一项背后都包含一笔开支，每一笔开支又与户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财政分配体制，到底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多少由地方承担，多少由中央承担。”乔晓春直言，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必然会导致地方对改革不积极，从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十分有限。

在陆杰华看来，这一问题有可能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他认为，可以将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效果纳入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机制，加强监督和执行效力的评估，以此提高地方积极性。

彭希哲则分析，目前，上海有近1000万外来人口，其中约900万是年轻人。作为上海外来人口的主体，年轻人为上海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上海为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

“的确，一个地方增加外来人口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给当地带来压力。但是，外来人口很大程度上是做了贡献的，并不是无偿享有政府的公共服务。”彭希哲说。

他认为，某些基础公共服务其实对地方财政压力不大。他以社会保障举例说，医保和养老保险都是以缴费为基础的，应该自身收支平衡，如果亏空，一般会有财政补贴。中国大量的人口流动其实都是年轻人的流动，而年轻人享受养老资源、医疗费用都是相对比较少的。

多位受访学者的共识是，居住证的饼能摊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所以，不同城市对居住证的定义不完全一样。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今天起开庭审理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赵志红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盗窃一案。据介绍，有关赵志红抢劫、盗窃犯罪部分于上午9点半起依法公开审理，预计半天；故意杀人、强奸犯罪部分因涉及个人隐私将于下午2时30分开始不公开审理，将依法不公开审理，预计两天半。

2014年12月16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宣布，经对1996年呼和浩特“4·9”女尸案进行审查，就赵志红的该起犯罪事实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起诉，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将于1月5日对此案开庭审理。

“呼格案”再审判决书没有对“4·9”女尸案中女子遇害经过进行叙述。

“4·9”女尸案在2006年11月，呼和浩特中院对赵志红系列案件不公开审理时，未被公诉，赵志红当庭对此提出质疑，之后休庭至今。

1972年出生的赵志红，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村人。2005年，落网后的赵志红主动交代了数十起案件，其中包括发生于1996年的呼和浩特“4·9”女尸案。但该案在当年即已宣布“破案”。报案者、18岁的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并被执行死刑。

“呼格案”分水岭

赵志红落网，是呼格吉勒图案（以下简称“呼格案”）的分水岭。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一女厕内发生强奸杀人案，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并在62天后被执行死刑。

2005年，赵志红在呼市新城区一家幼儿园被抓获。

曾经详细看过案卷的内蒙古政法系统一位官员称，警方每次讯问赵志红，他都主动交代十几起案子。警方最终落实了27起案件。

警方认定，从1996年4月至2005年7月的10年间，赵志红抢劫、强奸、杀害女性27起，其中6起强奸后杀人未遂，有11名女性遭强奸杀害，最年幼者12岁。

其中，赵志红犯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便是“4·9”女尸案。

上述官员称，赵志红是在警方第六次讯问时主动交代的该案。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讯问笔录显示，2005年10月27日，即赵志红被抓后4天，主动交代了17起抢劫、强奸、杀人案，第16起案件便是“4·9”女尸案。

此后的10月29日、11月11日、12月26日，内蒙古公安厅刑警总队、呼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三次就该案讯问赵志红。

赵志红对一些细节诸如厕所方位、内部结构，被害人身高、年龄，扼颈方式，尸体摆放位置甚至奸尸时长、射精量，都有清晰、肯定的记忆。

卷宗显示，几乎每次讯问警方都会问赵志红是否打听过这起案子。“作案后，我再没去过那（案发地），也没打听过案子。”赵志红回答。

这一情况震惊内蒙古政法系统。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牵头成立“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复查组，随后不断有媒体质疑“4·9”女尸案为错案。

休庭9年后再开庭

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系列强奸杀人案进行不公开审理。公诉机关对赵志红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其中没有“4·9”女尸案。

内蒙古政法系统一位官员介绍，当年庭审时，赵志红当场指出检方没有公诉“4·9”女尸案。

上述官员说，法官没有当庭判决，而是在赵志红提出质疑后不久就宣布休庭，“一直休到现在”。赵志红也被羁押至今。

2014年12月16日，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宣布，经对1996年呼和浩特“4·9”女尸案进行审查，就赵志红的该起犯罪事实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起诉，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

一位了解当年庭审的政法系统官员说，2006年11月第一次庭审时，赵志红对所有被公诉的案件均全部认罪。“明天庭审，赵志红是否为‘4.9’女尸案真凶将还原‘呼格案’真相。”

昨天，赵志红的父亲赵国喜说，大概一周前，法院的人来到家中，询问他们夫妇是否给赵志红请律师“不给他请。”赵国喜态度坚决，“他的事，我什么也不管。”赵国喜也没有和大儿子和小女儿商量。“不用商量，这事就我决定了。”

赵国喜夫妇至今不知道赵志红此次审判开庭的时间。“知道了也不会去。”赵国喜说。

人物
“杀人恶魔”赵志红素描

昨天，他的父亲赵国喜明确告诉新京报记者，不会为赵志红的一审请律师。

9年来，在村里，父母对他只字不提，他被警方抓获后，家人也不曾探视。“就像没这个儿子一样。”村民说。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赵志红曾给家人写过一封信。一整页都是道歉的话。赵国喜看完就撕碎了，“谁要他道歉？道歉有用吗？”
工作了两年，来自福建的李师最近在上海买了房，“在上海，纳税满1年后就可以办居住证了，而且购房资格的取得也比北京简单。”据他介绍，上海的居住证和买房资格并不直接挂钩。“居住证是与基本福利相关的，而买房资格则是与结婚与否及社保记录相关的，如果要落户，还有积分制度对应。”李师认为上海的模式应该被其他地方借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焦宏昌认为，目前这个制度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有些基本权利，没有居住证也是可以享受的，比如上海的义务教育等。“人们对居住证不要误读，以为必须有居住证才能享受这些权利。对于没达到条件的人，也有相应的权益保障。”

在卞修全看来，居住证制度不能解决大城市的人口问题，双方都不满意。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加大投入，尽快消除城乡间、地区间的各种不平等，使全国公民都能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与各种便利，而不是对原有有限资源进行重新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