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女孩痛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更让公众瞠目的是后续进展,涉事医院说“没有号贩子”,“无保安参与倒号”;国家卫计委表示“对此事高度关注,责成北京卫计委认真调查”;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对依法打击号贩子始终零容忍”……
喊冤的,表态的,这个结果像极了许多公共事件的剧情。“该说的”似乎都说了,“该做的”呢?有关方面也许还在筹划检查计划,或者还在行动的路上,这时候报道出来了:记者到事件发生地北京市广安门医院以及北京市另外两家著名三甲医院,亲身体验发现,号贩子仍顶风作案。
对照现实,不能不说有关方面用“铿锵语言”进行“危机公关”的做法失败了。这是个喜欢“秒杀”的时代,慢半拍就是等着挨捶的节奏,老脑筋就只有等着别人的唾沫横飞。“挂号难”其实和“看病难”一样,一直都存在,甚至成了公众“默认”的事情,一提去医院,有时就会想到几个“难”字,而那些特殊的事例又在一遍遍地“佐证”这样的结果。
去年夏天,家人生病住进本地某三甲医院,有天晚上路过挂号的地方,尽管每个窗口都关闭着,但地面上都有写着名字的饮料瓶、水杯甚至板凳排起的“队伍”,这是大家自我解困的“创意”,是大家“默认”的一种“约定”。有的患者家属还不放心,在旁边地面铺上东西,守着自己的“排序”凑合一晚。挂号难的现象,说起来有些让人心塞又心酸。
知名专家号难挂,因为他代表的医疗资源短缺。按照一般的市场规律,其价值就大,要价就高,号贩子来“加塞”,搞到“号”转手高价卖出,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让“老实人”在经济和心理上双重受损害,它不仅破坏了就医秩序,更容易加重医患之间的矛盾。想想吧,一个本来300元的号,要4500元,患者及其家属到了医生那里又会有怎样的心态?稍有不如意,委屈的心态恐怕就会被“扭曲”起来。
当知名专家等“资源”稀缺的时候,看病难、挂号难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注意医疗资源的特殊属性,越要更好地维护它的公正。就是说,当“看病的质量”不能迅速改变的时候,对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应当拿出决绝的勇气进行修正,能迅速改变的决不推诿扯皮,如此,起码能给大家一个“还有正事儿”的心理安慰。
而这种修正,并非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有专家提出,我国刑法对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对于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危害生命健康、损害医患关系的号贩子,刑法可否做针对性规定?再比如,记者暗访发现,分诊台领取挂号凭证无需提供任何的身份信息,容易给号贩子钻空,医院能不能就此扎紧篱笆,让号贩子乱伸的手不能得逞?
做我们能做的事,做能够快做的事。有了这样的思维,“零容忍”的表态才能吓走盗食的麻雀,才不仅仅是个做样子的“稻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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