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拒不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辩解或沉默。根据刑事诉讼法律法规，犯罪嫌疑人有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但是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依据是事实和法律。如果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能定罪。公安机关办案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如果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的行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也就是说，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属实，同样可以认定其犯罪，同样可以判罪量刑。拒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犯罪人确实违法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免于刑事处罚。
一、在尚未做出裁判之前，谈不上认罪态度的问题
按照“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作出判决前，对任何人不得有罪推定，办案法官在审案时也应认为被告人是无辜的，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举证规则，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判决生效之后才能确定的。
法官在判决书中认为，“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形成锁链，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而被告人拒不认罪”，“被告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百般狡辩，拒不认罪”。依照此等表述，在质证过程中，被告人对控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和辩驳，即是“拒不认罪”。问题是不经质证，如何能说明证据是“铁的事实”，“确凿的证据”? 即使认定检察机关提出的证据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也是质证之后的事情，如果因为被告与检察机关质证即是“不坦白”，只能说明在法官心目中，认为被告人被带上法庭即是“有罪”的，应该认罪，不应顽抗，否则怎么会将被告人与检察官质证认为是“狡辩”，抑或“态度恶劣”?这显然是有罪推定的思维，认为被告人认罪态度不好的表述，明显是在判决作出之前就有的立场。即使“认罪态度不好”，也是终审判决生效之后的事情，而不应是判决之前。因此，在判决生效前谈“不认罪”，法官已丧失了中立立场，表现出了追诉犯罪的倾向，违背控审分离原则。
二、应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视为其行使辩护权的体现
检察官、法官依照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审判权，不仅应遵循刑法的有关规定，还应重视刑事诉讼法有关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规定，才能真正做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如前文所述，“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有违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保障被告人辩护权”、“无罪推定”和审判中立等原则。因此，为了真正做到依法裁判，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目的，检察官和法官需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慎对待被告人的“不认罪”。具体而言：
第一，检查官、法官应将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视为其辩护权的行使。
对被告人不承认检察官指控的事实，对指控的证据予以辩驳，或者否认指控罪名，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申辩，检察官、法官应当视为这是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体现，应予以尊重和认可。
第二，法官和检察官不宜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辩护行为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既然被告人对于指控的辩驳属于辩护行为，那么在诉讼中，检察官也应尊重被告人的诉讼地位，认可被告人对其指控的辩驳是其行使辩护权的体现，不宜将其理解为“拒不认罪”，更不宜据此出具“从重处罚”的量刑意见。法官对于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行为，也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考虑因素，而应考虑其他情节，结合刑法规定，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严格恪守中立态度，根据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居中做出裁判。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和法官认为被告人对指控的辩驳属于“拒不认罪”，并对其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不符合诉讼职能区分的原理，有悖于控审分离、辩护权保障以及法官中立等原则。“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和做法是建国初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审判领域的应用，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政权的巩固和法制建设逐步走上正轨，产生于非常时期的、体现浓烈政治需要的刑事政策已经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为了贯彻《宪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司法人员应从程序的价值和人权保障等角度审慎对待被告人“不认罪”的诉讼行为，不宜再将被告人的辩护行为视为“拒不认罪”，进而“从重处罚”。
（编辑：Sak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