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体系差异：独立司法与统一管理的制度分野
香港与大陆的犯罪记录管理机制，本质上是两种司法制度的产物。香港沿用普通法体系，犯罪记录由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及各级法院独立记录与保存，其管理范围限于香港境内发生的违法行为。
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法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由公安机关建立全国统一的犯罪人员信息库，记录在大陆境内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员信息。
这种制度分野导致两地犯罪记录管理呈现“双轨制”：香港的违法记录不会自动同步至大陆系统，大陆的司法机关亦无法直接查询香港的犯罪数据库。
反之，若某人在大陆因诈骗罪被判刑，其犯罪记录也不会出现在香港的警务系统中。这种“信息孤岛”现象，是两地法律体系独立性的直接体现。
2.信息共享机制：司法协助下的有限突破
尽管两地犯罪记录管理系统独立运行，但司法协助机制为特定情形下的信息互通提供了可能。
根据《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就刑事法律互助的安排》，两地司法机关可在调查取证、送达文书、移交犯罪嫌疑人等方面开展协作。
然而，这种协作仅限于“司法办案需要”，且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大陆公安机关不会因某人在香港有犯罪记录而主动将其纳入犯罪人员信息库，除非该人因在大陆再次犯罪被司法机关处理。
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特殊保护下的“双向封存”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两地法律均体现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对犯罪记录的管理存在差异。
大陆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查询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香港则通过《少年犯条例》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实施类似保护，但其封存范围更广，包括所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且封存后不得用于就业、教育等背景调查。
这种特殊保护机制下，两地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共享更为谨慎。
如未成年人在香港因抢劫罪被判刑，其犯罪记录在香港被封存;若该未成年人后来进入大陆生活，大陆公安机关不会因其香港犯罪记录而对其采取限制措施，除非其在大陆再次犯罪且司法机关需调取其香港犯罪记录作为量刑参考。
反之，大陆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亦不会影响其在香港的司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