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过去，一个被司法声称为“原罪者”的人没能走上公正审判的法庭，一个风华正茂的科学家也没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岗位上，百无聊赖之中，司法成了一起“等待戈多”的“流浪者”。
　　我还记得贝克特的荒诞剧作《等待戈多》是如何让人在其中沉迷和恐惧的：两个流浪汉在树下苦等“戈多”，而“戈多”终如泡影，等待也不过是虚妄。
　　他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既难活，又难死；既有希望，又很绝望。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只能不明所以地等待下去。
　　蹉跎的岁月
　　“弗：咱们明天上吊吧。除非戈多来了。
　　爱：他要是来了呢？
　　弗：咱们就得救啦。”
　　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大概可以用来形容眼前这个案子。
　　几天以前，褚健案被宣布第五次延长审限，而此时距离他被拘留已经过去了32个月。这32个月并非褚健的“刑期”，而仅仅是他等待一纸判决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他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一个没有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被宣判罪迹的科学家，相当于已经历经了近三年的“徒刑”。如果在一张方格纸上一一划去褚健度过的人生，那么这32个月的空白相当醒目，甚至刺眼。
　　身陷囹圄之初，褚健的抗诉令人揪心：“我如今身患多种疾病，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遭受着非人道的对待和巨大的身心摧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随时可能发生各种不测，已命悬一线。”
　　而时至去年7月，这位“老炮儿”科学家却画风一转，“萌萌地”问自己的辩护律师周泽：“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天天在这里写辩解材料，真无聊！”
　　大概是因为无聊，消磨的意义除了本人大概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等待戈多》之中，流浪汉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想尽了一切办法在毫无意义的等待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在这三年之中，褚健也在努力地拯救自己，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不仅写了大量的辩解材料，还写了洋洋洒洒二十万字的“中控创业史”，甚至还给同监的狱友们上课。
　　停滞的日子里，褚健或义愤难平或笑对磨难或麻木无聊，却始终用“褚老师”的身份在等待着“戈多”的出现。
　　一直与机器打交道的他陷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像物理公式那么简单——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他第一次明白，等待这场审判的前进，并不比等待一项发明的出现轻松。
　　“迷失”的中控
　　“我毫无指望的等着我的戈多，
　　这种等待注定是漫长的，
　　我在深似地狱的没完没了的夜里等待，
　　生怕在哪个没有星光的夜里就会迷失了方向。”
　　人们的视线同样离不开同褚健一起在等待中颠沛流离的中控，甚至有人说：“中控迷失。”
　　中控曾在褚健团队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从一个由褚健借了20万成立的校办企业，一直到成为打破国外自动化控制设备垄断、制订出中国自动化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被誉为“中国霍尼韦尔”的自主创新明星企业。如今，中控集团已有12家子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工业自动化、新能源、机器人等多个前沿领域。
　　中控集团法律顾问、浙江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沈田丰曾说：“没有褚健，就没有中控。”
　　褚健所赋予中控的，除了资金、技术和战略以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部分：1996 年中控推出了新一代控制系统，但是由于当时经验不足，在市场推广和工程应用上带来了很大困难。部分高层领导提出，是否可以代理国外产品，既简单又可以赚钱。而褚健则坚决反对这一提议，他认为，“我们如果对自己的产品都没有信心，怎么可能做出中国自己的 DCS，怎么可能发展中国自己的自动化产业？”
　　中控的员工几乎都称褚健为“褚老师”。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技术上或许可以代替，资金上或许也可以周转，但是精神上的“传道者”却如同承重墙，决定了整座建筑的高度与格局。
　　褚健受困后，中控集团历经了一段举步维艰的时期，人员离职率一度高达20%。而在2014年年底卷入褚健此前反对的“龙禧担保案”以及被省检察院扣押所谓1亿“涉案资金”后，公司财务状况也是雪上加霜。
　　中控研究院是褚健此前设立的“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重点开发在国家层面有重要战略意义项目的研究机构”。2013年后，研究院的多项重大研究项目也均处于停滞状态，止步不前。
　　涉及太阳能发电、机器人、节能技术等多项具有巨大前景领域、被褚健视为“第二次创业”的中易和科技公司是这场“迷失”中最令人惋惜的部分：2014年，某民营上市集团先后数次通过投资中易和的控股机构而实现了对中易和的控制，褚健倾力构建的战略蓝图“中道崩殂”。
　　原中易和公司总经理邹骁在中易和股权更替之后选择了辞职。他认为“公司引入了一些对我们产业发展不合适的投资人”， 如此一来，“中控曾经的精神便不在了”。
　　不仅仅是中易和，三年之中，整个中控似乎都在频繁的股权更迭之中陷入了怪圈。“褚健时代”激情燃烧、筚路蓝缕的岁月似乎越来越趋近于成为裱在墙上的一幅老照片。
　　中控某高层领导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不知道怎么往前走，只有暂时停下来……没有了主心骨，就没有了好办法。”
　　不论是否“迷失”，失去主心骨的中控，都在等待着信仰的回归。
　　彷徨的审判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个荒谬的怪圈必将追溯回起点。
　　三年等待之后，一个彰显正义的结果也似乎很难在这件案子的司法过程中找到身影。
　　2015年春节前夕，褚健案正式由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然而褚健的辩护律师周泽曾一度等不到法院的起诉书，湖州中院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该案管辖问题没有解决”。
　　类似的彷徨与拖延在这桩案子中比比皆是，在近年来处理的多项贪腐案中，从未有一桩如此一般能够徘徊三年却悬而未决。如果说聂树斌案至今已一年半时间的四次延期已经可以令媒体质疑“是否有因素干扰审查的话”，那么对褚健这个“大活人”来说，三年的延期也就同样不只是“令人遗憾”或者“工作量大”那么简单了。
　　我们可以观察司法机关在这三年中的进展。
　　已经证实的是，从2005年褚健由一名普通教授被推到浙江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直到2013年褚健被拘留的8年间，各方证据都表明褚健没有任何贪腐问题。而从检察机关作出的《起诉意见书》内容及律师会见褚健、阅卷掌握的情况来看，褚健被追诉的所谓“经济问题”，都是其2005年之前作为一名教授创办企业、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的股权转让、资金拆借、股东分红，以及作为课题负责人按照浙江大学的规定支配使用课题经费方面的问题。
　　检察机关提出褚健“隐瞒浙大海纳中控公司在中控技术公司300万股权的真实价值情况”，“欺骗浙大海纳科技公司董事长梁树德及总经理李立本”，“操纵浙大海纳中控公司董事会”，从而以低价收购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
　　回到中控与浙大海纳交错纠葛的那几年。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颁布，一场事实上的“国退民进”的浪潮拉开了——一批国有企业通过资产转化变为了私有，中控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场在如今看来充满漏洞和风险的“运动”：政策中对资产转化的具体指标以及除设备、厂房等有形资产以外的无形资产（如科技成果转化）评估都没有详细规定。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改革初期，国内几乎没有自己的产业、市场和技术，也缺少实际评估经验，在企业转化过程的很多方面很难达到量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控的转化还有一个相对的“小背景”：2001年，浙大决定出让浙大海纳股权，学校多次找到褚健，要求他和中控员工收购中控技术股份。浙大海纳董事长梁树德提出以溢价20%的价格进行股份转让，这一决定后经浙大海纳中控公司董事会同意确认，一系列过程均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
　　在整个过程中，褚健在流程和操作上其看起来一直是被动者和执行者。假使要判褚健之罪，那么不仅同褚健一批下海的改革先行者们都将获罪，当时的管理部门和决策者更应首先担责。
　　而事实是，褚健成了那个唯一被拉回重检的“倒霉司机”，成了给这段历史“背锅之人”，而其余的，或冷眼、或庆幸、或战战兢兢。
　　而在课题经费使用等其他关键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用今天的标准看待昨天的行为”的现象，用错位的法律进行衡量的方式似乎一开始给这个案子留下了难以言明的省略号。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大多数感到失望的人，并不是对案子结果的无能为力，而是一张论辩桌的迟迟不出现——所有人都期待一场论辩，那些褚健的支持者期待看到一个清白的科学家重新回到他的岗位上，而质疑者也想看到褚健身上究竟能够定出什么样的“罪行”。
　　而三年过去，一个被司法声称为“原罪者”的人没能走上公正审判的法庭，一个风华正茂的科学家也没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岗位上，百无聊赖之中，司法成了一起“等待戈多”的“流浪者”。
　　于是，所谓的指控走向了欲加之罪，所谓的“延期”成为了围城内外漫无目的的对视。谁都知道，在这样的等待中，褚健的未来不会来，司法的未来不会来，改革创新的未来也不会来。
　　等待中破局
　　“你本来应该是一个诗人”
　　“我本来就曾是个诗人”。
　　“我想激发更多的人成为罗文，能把信送给加西亚。”褚健曾在《我是谁》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褚健大概是诗人，拥有属于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
　　如今白云苍狗，“信”已寄出，“罗文”却依然迷失了。 至于迷失的原因，大概就如同吴晓波所说的“褚健困境”。
　　褚健之妻陈亚秋所描述的一段褚健与未来的对话令人深思：
　　“他对自己的案子，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不明白，回头看去如同走了一遍钢丝。为了给自己解惑，于是他给未来打了电话，想从未来那里得到帮助。
　　他问未来：‘我想请教未来，我为什么会如此失败？’
　　‘你现在的失败在于你过去的成功，你今后的成功也是因为你现在的失败。’未来在电话里回答……”
　　褚健的困境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游走法律边缘的问题。而如何看待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决定了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式，以及未来的格局。
　　对于褚健的成功，有人感叹其“过于张扬”：企业代表财富、校领导代表权利、科学家代表了名望，而他将这些都集于一身，自然树大招风。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身为褚健的学生的邹骁在文章中写道：“以他的资历和成就，几年前就有机会了评院士了，而他却从来不做任何准备。后来评院士的动力，来源于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影响力，来推动工业信息安全的科研和应用。可能很多人眼里看到一个光鲜的褚健，我眼里看到的却是一个为了理想而不断付出到身心俱疲的褚健。”
　　他又是如何失败的？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部分人的仇恨，有人称之为“拉美陷阱”——处在金字塔顶尖的人，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仇恨的聚焦点。
　　褚健的失败，或许正因为他处于这样的聚焦点之中。
　　在任何一个国家，“褚健们”都必须离开那棵树，才能找到“戈多”；要寄出那份“加西亚的信”，也不可能只做一个科学家，他需要凝聚更多力量，协同产学研共进，带动整艘航轮。而正是这样的权力集中，在现行体制下一步步将他带入险境。
　　再看看如今身陷囹圄的褚健，当他除却科学家、教授、校长、企业家等一切身份，我们发现他其实仅仅在这个时代中栉风沐雨的守望者，也在努力成为创新驱动时代所守望的人。
　　引用习总书记的一段话：“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不要让国家在走向未来的路中陷入无谓的等待和循环，不要让“褚健们”陷入复杂的迷局之中。不论他们因为事业和抱负而身负多少复杂身份，我们都应该记得他们是为什么而出发——不是为了等待，而是为了追寻改变和破局之道。
　　走出树下，才能找到戈多。
　                                          　(来源：青山法律丨作者：单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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