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996工作制”的议题被大家关注，并涉及华为、阿里巴巴等多家公司。所谓“996工作制”是指员工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这显然是违反劳动法的超时工作。即使不违法，笔者认为这是应该禁止的。笔者向来倾向于多让人们自由选择，例如昨天在本栏的文章(《黄有光：中国甚至连第一线城市也不必限制落户》)，笔者支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不过，在超时工作方面，却有用法律强制人们不可以超时工作的道理。
根据研究，太长的工作时间会减少快乐，是相当可靠的结论(见如Yamashita 2016)。即使不看人们的快乐，只看生产力，长时间工作也是有害的(见如Harris 2018) 。研究显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生产力会大量减少。996工作制涉及超过60小时的周工作，肯定是过分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了长期的影响，包括健康等因素之后。例如杨小凯，曾经多年工作超过996(大致是897)，结果55岁就因为健康问题而去世(2004年)，真是可惜。
美国著名的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Adam Grant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中提出每星期只工作4天，因为有很好的实验显示，减少工作时间使人们更加能够有效地集中注意力，结果能够生产同样多(产品)，质量与创造性也更高，而员工对雇主也更加忠诚。
即使是每天只工作8小时，扣除睡眠8小时、洗漱三餐等3小时，上下班2小时，也只有3小时的闲暇。这3小时，至少应该用一小时在运动或类似的健身上。能够用来读报、看电视等的时间也不超过2小时。因此，每天8小时工作，应该是极限了，不应该超过，至少长期而言，短暂的、偶尔赶时间完成任务，可能可以例外，但绝不应该长期都在赶。
除了足够的闲暇时间，闲暇的质量也很重要。对快乐有正关联的闲暇活动包括：读书、听音乐、学有用的技能、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等。
如果工作时间太长对生产力、健康、快乐都不利，为何还是有过度工作的问题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人们往往太过重视当前，而忽视长远的作用。第二，由于人际攀比或炫耀性消费的作用，人们往往太重视表面上看得到的东西，因而偏重物质或金钱上的收入与消费，而忽视健康与快乐。第三，商业广告也影响人们偏重物质上的消费。第四，从整个社会，尤其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生产与消费带来的污染等对环境的破坏，加上环保税的不足，也使人们选择的工作时间，超过社会最优水平。笔者曾经多次说过，由于这些原因，对收入与消费的税收，并不是像多数经济学者所强调的，会造成扭曲作用，或有反激励效应。相反的，这些税收是有纠正性的。不过，税收对过长的工作时间的减少作用不大，因为所得税对于鼓励人们少工作的替代效应(以闲暇替代收入)，往往被其收入效应(税收使人们的总税后收入减少，因而更想多赚钱)所抵消。因此，要能够有效地减少工作时间，很可能需要用法律来限制。
马云问，“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马云的这个议论，有三个问题。
首先，这个说法忽视上述关于人际攀比的问题。人人要比他人强，或不是差太多。以个人而言，超时工作，至少短期内可能可以超越他人，而取得一些成功。但在社会的层面，平均而言，相对地位是不能提高的。某人的相对地位的提高，表示他人的降低。因此，这种人际相互攀比，是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过分工作只有个人层面的回报，在社会层面没有回报，是净损失。
其次，笔者认为，我们人人应该适当地努力工作，但不必过分工作，尤其是不要工作到影响健康与快乐的水平。在这样的适度工作下，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的成功，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要争取更多，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与长期而言，往往是弄巧反拙。例如笔者本人，从来每星期都没有工作超过50小时。我不是996，我是11.7.7，每星期不超过50小时，而且这还包括上网的时间。如果扣除，应该不超过45小时。晚餐后不工作。早餐前与睡前分别打少林拳与太极拳。因此，笔者现在快77岁了，还在全职工作，抵消掉以前当杨小凯每周工作80小时时，我只工作40小时的“缺失”。能够达到什么成功水平，还有其他包括幸运的因素，不必太计较。
第三，用超时工作来取得成功，即使在例如财产上累积多了，但如果健康不行，算成功吗?甚至像杨小凯于55岁去世，算成功吗?
来源：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