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中旬，一条消息惊爆京城：新《》实施后，警方介入调查的第一起案已由西城分局立案。一时间，此案成了媒体追踪的热点，一说案件主角王兵是置即将失明的妻子和失学的儿子于不顾，另寻新欢的“陈世美”，将一则新版《秦香莲告状》写得活灵活现；一说王兵婚后发现妻子有严重眼疾后，大呼上当，想离婚又离不掉，迫不得已才走上了投奔爱情的道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了查明事实真相，警方做了深入的调查取证工作。
2002年初，笔者来到看守所，对王兵进行采访时，王兵流着泪仰天长叹：“她这样做，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呀！”王兵说的她，是带着儿子从老家河南来京城，在法院和公安局控告他的妻子余长凤。这个家庭悲剧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发现妻子患严重眼疾时，生米已煮成熟饭
我生在河南省新县一个地处大别山深处的穷乡僻壤，在家乡也算个有知识有手艺的能人。80年代初高中一毕业，我就开始一门心思学习家电维修。我把一生的赌注都押在上面，专心求教，看见家电维修方面书籍就买下来不分白天黑夜地看。我比谁都明白，有了一手过硬的家电维修技术就等于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不然，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当个农民。靠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勤奋，没用了多久，我就凭着一套过硬的技术，自己开起了家电维修店当了老板。之后，我为自己确立了下一个生活目标：娶个好媳妇，盖座好房子。
1985年的一天，我的一个远房姑姑来店里修录音机，言谈话语中听出我还没找到对象，就说要给我做媒。姑姑介绍的姑娘是邻村的，叫余长凤，当时住在昆明的亲戚家。我这个姑姑也是余长凤的亲戚，经她牵线，我和余长凤开始书信往来。
经过两年多的纸上谈情，1987年10月，我们终于携手走进婚姻这道门槛，按照家乡习俗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婚后，余长凤又要回昆明的亲戚家料理家务，她征求我的意见，我难以忍受分离之苦，狠狠心关了红红火火的修理店，随妻子去了昆明。到昆明后，我继续干家电修理。
转眼，1998年春天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被新的春色装点得明媚无比。世界在我眼里一天比一天美丽，在余长凤眼里的世界却越来越模糊不清。一天，她对我说：“这几天，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带她去了医院。在这之前，我就发现余长凤的眼睛有问题，走路时脚往前一探一探的，连炒菜时掉在锅里的头发丝也看不见。但我没往坏处想，心想很可能是近视。但检查结果很残酷，不是我预想的近视，而是“先天性视网膜色素病变”。医生告诉我：这种病无法治疗，并且有遗传性，建议我们不要要孩子。
我搀扶着余长凤走出医院大门，望着她因怀孕高高隆起的肚子，想想医嘱，一下子跌进了矛盾和痛苦的深渊。结婚前，我对妻子家族有遗传病的事一无所知，突然间了解到她的奶奶和弟弟都有同样的疾病后，深感自己上当受骗了！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翻来覆去地想有关眼睛的问题：还有什么比眼睛更重要的呢？没有一双眼睛，看不了书、看不了报、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夫妻间也没有怦然心动的对视……孩子重复了母亲的命运又怎办呢？思来想去，我决心离婚从这个“骗局”中脱身。余长凤没想到我会提出离婚，她哭得死去活来。最终，因为法律规定妇女在怀孕和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婚没离成。不久，余长凤回老家生孩子，孩子出生不久，我也离开昆明回到了河南。
第一次见到儿子那一刻，一股浓烈的父爱一下子从心底升腾。就在那一刻，我在心里决定：为了儿子，和余长凤凑合着过下去。以后几年，我在镇上租下房子，继续干家电修理，余长凤在家带孩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波澜不惊。
1996年的一天，我有事去找一个在镇上开饭店的朋友。一进饭店的门，我就被一个躺在椅子上的女孩吸引住了。我看见女孩睡着了，没枕枕头，一股怜惜之情禁不住从心底涌出。我忍不住走过去，把女孩推醒了。女孩漂亮极了，我的目光一触击她那双晶亮的双眼，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便在心中弥漫开来。
带着那份“心动”，我离开了那家饭店，之后一直努力遗忘。但在一年多以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来到了那家饭店。可老板告诉我，女孩不在这里干了，不久前刚刚离开。事有凑巧，几天后，我去一个经常光顾的店里理发，一进门就惊呆了，好像在梦里：那个女孩竟然就在眼前！
离开理发店时，我已经知道女孩叫陈娟，离开那家饭店后，就到这里打工来了。“陈娟”二字从此深深嵌进了我的心底，我觉得与陈娟的再度相逢是“缘”。
离婚梦碎后，双双私奔到京城
与陈娟重逢3个月后的一天，她对我说：“开理发馆挺赚钱，有一个发廊要转让，你接不接？”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我不懂，不接。”陈娟鼓励他：“我懂，接下来的话，我帮你干。”陈娟这句话，听得我热血沸腾。就冲这句话，我掏出好不容易积攒下的9000元，盘下了那家发廊，把它交给陈娟打理。
一来二去，我和陈娟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我们之间的关系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天，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迎着陈娟那双让他一次次怦然心动的眼睛走过去，她顺势扑进了我的怀里。
拥着心爱的女人，我开始憧憬幸福的前景：挣到足够的钱后，给余长凤留个后路，把婚离掉，盖个好房子，开始新生活。谁知，盘下理发店刚刚十来天，一伙地痞闹事，在一个晚上把店给砸了。等我听到发廊出事的消息匆忙赶去时，曾经红红火火的发廊一片狼藉，陈娟却无影无踪！知情者告诉我，遭此横祸，陈娟受了很大惊吓，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早就对她有好感的男人已经带着她到广东打工去了。
面对事业和感情上突如其来的双重劫难，我呆立在“废墟”中，欲哭无泪。
失去陈娟后，我的心境就和发廊地面一样，狼藉一片。我虽然心如死灰，可为了儿子我得活下去呀，于是，我把我和陈娟的事向余长凤和盘托出，对她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请她谅解：“她已经走了，我们两个的事就此结束了。以后咱们好好过，我还管家电那摊子，你出来守守发廊的摊子，钱差不多了，咱就盖房子。”
听说让她守发廊，余长凤连续说了一串不，死活不答应。无奈之下，我只好以7000多元的低价把发廊盘了出去。
从此以后，我心灰意冷地守着修理店，麻木地度着时光。我根本没有料到，转眼之间，我和陈娟的绯闻已经妻子的口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亲戚和朋友都知道了。得知这一切后，我一下子怒不可遏，熊熊而起的满腔怒火把对家的一线希望烧得干干净净。从此，余长凤冷淡的“性趣”、暗淡的眼神让我越来越反感。不久，我就再次提出离婚。
我提出离婚后，余长凤口头上应允了。她说：“你把钱都给我就离。”我爽快地答应了，并对她说：“我们两个人的事别闹得谁都知道，我没有钱但有店，能养孩子，有孩子吃的也有你的。”由于求“解脱”心切，我倾其所有把近20000块钱都给了余长凤后，就等待着最后解脱时刻的到来。
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失算了。1999年正月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后发现，余长凤和她的娘家人拿着钱走了，只留下了孩子和一个空空荡荡的家。我知道婚是离不成了，禁不住抱着儿子号啕大哭起来。几天后，我写了一张纸条托人捎给余长凤：“交接内务，外人不能干涉，为了孩子，尽快回家解决问题！”收到纸条后，余长凤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见到余长凤，我劈面就问：“你把钱拿到哪去了？”余长凤毫不示弱：“我没拿，你把钱给婊子了！”一听这话，屈辱和怒火一道从我的心底升起，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离婚谈判不欢而散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余长凤了。我有亲属在北京打工，我决定到北京闯闯。在1998年腊月的时候，陈娟已经回到镇上，我们已经重修旧好。一天，我面对陈娟，郑重地对她说：“我想去北京打工。”陈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后，回答：“我跟你走！”
1999年3月，我把孩子托付给妹妹代管，和陈娟一起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因为和余长凤的婚姻没个了断，我心里还是不清净。所以，一找到落脚点，我就回到河南和余长凤协商离婚的事。我担心她不愿意去法院，就想到了“私了”这个下策。我把财产列了个清单，答应每月给余长凤母子400元生活费，想把婚姻了结，然后拿上家电修理工具到北京开始新生活。一开始，余答应了，并说第二天在财产清单上签字。可到了第二天，余拒不签字。我去修理店一看，给别人修理的录像机、VCD机不见了，修理工具也失踪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柜台。
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的怒火顿时喷涌而出。盛怒之下，我狠狠地踢了余长凤一脚，转身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车。
我返回北京后，发誓不再踏进发廊和饭馆门槛的陈娟还没找到工作。我则很快就在一家家电修理部落下了脚，工作有了着落后，我租下一间房子，打电话把陈娟叫来，从此我们就在一起共同生活了。
修理店不大，靠打印出小广告四处张贴招徕顾客。从此，陈娟守在电话机旁接收信息，我上门提供修理服务。由于陈娟善于和客户打交道，我的手艺好，修理店的生意被打点得红红火火。但是，由于两人中间还隔着个余长凤，日子谈不上舒心。
到北京没多长时间，陈娟怀孕了。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再次回到河南离婚。这次，我向县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但直到2000年初，我和陈娟的女儿出世，离婚案也没有下文。2000年12月，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来了法院的开庭通知，高兴得早早就回到了河南。我请了律师出庭，余长凤也带着孩子到了法庭，但她照旧死活不离婚。余家人告诉我：“想离婚，拿10万！”结果可想而知，婚又没有离成。
无功而返后，我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