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庇对象
刑法的规定和学者们的论述都把包庇的对象界定为“犯罪的人”。从程序法上看，“犯罪的人”是指经法院判决确定有罪的人，即已决犯。但实际上，包庇的对象既可以是未决犯，又可以是已决犯。如果认为明知是已决犯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才构成包庇罪，显然大大缩小了该罪名的实际适用范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该原则要求，在经人民法院合法审判并宣告判决之前，不得将任何人作为有罪的人对待。１９９６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公诉案件在提起公诉前将被追究者称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阶段称为“被告人”，而去掉了“人犯”、“犯罪分子”这些明显带有有罪推定色彩的称谓，正是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贯彻并不彻底，我国刑法的修改是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在包庇罪中对判决宣告之前的疑犯仍然采用“犯罪的人”这一提法，即是这种不彻底性在刑法中的表现之一。
从实体法上看，包庇罪中所指的“犯罪的人”应当是“犯法的人”，即实施了刑事违法行为的人。由于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把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导致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某一行为只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一定构成犯罪。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应当看到，有的行为虽然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只要刑法未将其规定为犯罪，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犯罪，因为这样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的人”这一提法，容易使人们把行为及其后果同制裁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把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作为犯罪来对待，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且“明知是犯罪的人”这一提法，将判断某人是否构成犯罪的任务交给了行为人，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包庇方式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包庇行为有三种表现形式，从性质上看，这三种行为都属于作为。我国刑法没有将知情不举规定在包庇犯罪当中。知情不举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检举告发的行为，是典型的不作为。
虽然目前知情不举一般不构成犯罪，但我国法律一些特殊的规定已将知情不举犯罪化。例如，《人民警察法》第九条和第十九条规定，如果人民警察明知是逃匿的犯罪分子而不履行职责的，可构成玩忽职守罪。又如，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明知他人犯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构成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但是，这些为数极少散见于刑法和其他法律中的规定，还不能满足打击现实生活中危害较大的犯罪的需要。如故意杀人、绑架、交通肇事逃逸、恐怖组织犯罪及其他一些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犯罪。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危害严重的犯罪，愈演愈烈或是久侦不破、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情不举现象的大量存在。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刑法中，很多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例如，俄罗斯刑法典就规定了不检举罪。不检举罪是指行为人确知有人预备实施或已经实施刑法所列举的故意杀人罪，情节严重的强奸罪、偷窃罪、抢夺罪、强盗罪、诈骗罪、贿赂罪等犯罪情况而不检举的，构成不检举罪，要负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