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教书法的有，教作文的有；一对一的有，名师新秀也有。涉及多所学校，涉及多名在职教师。事实证明，“禁补令”下，“勇夫”不少，并且是较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禁补令”下还有如此的漏网之鱼？个中原因，恐怕难以一言尽之。在温州，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几乎和“补习”脱不了钩。节假日、暑寒假，本来是孩子放松的日子，却往往成了最忙最累的时候。这当然和家长的“望子成龙”期望有关，也是家长受环境影响所致。“补习”之风，由来已久。一纸“禁补令”作用，疗效恐怕不能估计过高。
对于“补习”，或不能一刀切，市场存在，应该由合规的机构去承担。但对“禁补令”限定的条规，就应该严肃执行。
“禁补令”下有“勇夫”，不是补课培训老师的动作有多隐秘，也不是应对监管的智商有多高深，而是利益面前的冲动，是吃准了这个“禁补令”执行的橡皮效应。于是，你“禁”你的补，我“进”我的补，落袋为安，多赚一课算一课。
其实设置这项禁令的职能部门，应该能够预判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但遗憾的是，一纸禁令过后，以为朗朗天空了，以为一片净土了，这显然高估了行政禁令的威慑效力。
行政禁令的有效性，不在于禁令中的话有多狠，发文的次数是不是够多，而在于执行力。这个执行力，既包括被禁的一方的，也包括施禁的一方。所以，行政禁令之重，重在抓监管、抓落实。指令不是纸令。最终靠的是手，是手被作风与责任驱动的所到之处。然而为什么有“禁补令”，但校外培训依然能够以潜规则的形式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关键还是监管没有落实，“抓手”没有到位。
“禁补令”失灵，职能部门首先应该看到问题的严肃性、严重性，不是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之后，再把禁令“重申”一遍。职能监管部门，应该先承担自己的监管责任，认认真真找教训，扎扎实实查短板。只有这样，才能把板子打到实处，把禁令落到实处。
（编辑：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