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主体性质看，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具备独立执法权，这由其法律定位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城市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进一步明确，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法律未赋予居民委员会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而执法权尤其是行政处罚权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行使主体有严格限制，仅法定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可行使。
社区既非行政机关，也未获法律法规授权行使执法权，不能以自身名义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为，如不能作出罚款、没收财物、查封扣押等决定。
社区虽无执法权，但依法负有协助行政机关执法的职责，同时拥有基于自治章程的管理权限，二者需严格区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需协助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做好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工作。这意味着社区可在行政机关指导下开展协助工作，如发现违法行为及时报告，协助调查取证、送达文书，配合执法宣传等。
自治管理方面，社区可依据经居民会议通过的居民公约规范公共事务和居民行为，对违反公约者可批评教育、说服劝导，但此类行为无法律强制力，不能替代执法。
实践中部分地区推行街镇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社区发现问题后吹哨，行政机关报到执法，明确了二者职责划分。
明确社区无执法权，核心是规范权力行使、保障居民权益，需界定社区管理与行政执法的衔接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内实施。第二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书面委托符合条件的组织实施处罚，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这明确社区不符合委托执法主体要求。
社区越权以执法名义罚款、扣押财物，居民可依法通过投诉、复议或诉讼维权。
同时，行政机关应加强对社区指导，及时回应吹哨需求，确保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形成社区自治与行政执法良性互动，共同维护社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