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跨境追索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其效力优先于国内法且具有强制执行力。联合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缔约国应通过刑事司法协助、引渡、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等机制，打击跨境腐败犯罪资产转移。该公约要求成员国建立资产追回与返还的专门程序，如第四十三条要求缔约国对请求国提供的证据材料予以保密，并禁止以银行保密为由拒绝协助。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五条则针对毒品犯罪资产追索作出特殊规定，允许缔约国在未定罪情况下直接没收犯罪所得。如该公约第五条第五款规定，缔约国可依据另一缔约国提供的合理理由，对涉嫌与毒品犯罪相关的财产采取临时措施，包括冻结、扣押或查封。
区域性条约进一步细化合作规则。中英两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十条明确，双方可就调查取证、送达文书、查封财产等事项开展合作，并规定协助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有相关法律文书副本。该条约第二十二条还确立了“双重犯罪原则”，即请求事项需在两国均构成犯罪方可提供协助。
二、国内立法：
国内法通过转化国际条约义务，为跨境追索提供实体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嫌疑人逃往境外的，检察机关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向财产所在地国提出查封、扣押请求。该条款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四条形成衔接，构建起“国内犯罪认定-国际协助执行”的完整链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则从程序法角度规范跨境追索流程。该条款规定，对于需要到境外调查取证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委托外国法院或者通过司法协助渠道进行，并明确要求提交经公证认证的委托书及法律文书。这一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十五条关于“调查取证程序”的要求完全对应。
针对民事债务追索，国内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确立最密切联系原则。该条款规定，合同纠纷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如跨境物流合同纠纷中，如果货物交付地在中国，则适用中国法律审理。这一规则为跨境民事追索提供了管辖权与法律适用的双重依据。
三、司法协助：
司法协助是跨境追索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环节，其核心在于解决不同法域间的程序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四条明确规定，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同意，境内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外国提供证据材料或协助。该条款通过设立“主管机关同意”前置程序，防止境外势力滥用司法协助渠道干预国内事务。
为提高协助效率，该法第六条至第九条构建了分级时限制度。对于紧急事项，主管机关需在30日内完成审查并转交办案机关;一般事项则区分调查取证(45日)与财产查封(90日)设定不同期限;重大复杂案件可不受时限限制。如英国法院根据《犯罪收益法》第五部分发起民事追缴程序时，中国主管机关需依据上述时限规则，在90日内完成对涉案财产权属的实质审查。
在证据规则衔接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境外证据需经公证与认证程序方可作为定案依据。具体包括：由中国公证机构公证证据真实性，再通过英国驻华使领馆或海牙认证程序确认文件效力。对于电子证据，还需保留完整数据链并说明提取方式，如区块链存证需附有节点验证报告。这一规则与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2.19条关于“境外证据可采性”的要求完全一致。
跨境追索的法律依据呈现“国际条约主导、国内法转化、司法协助落地”的三层架构。国际条约提供全球性合作框架，国内法通过实体与程序规则实现条约义务本土化，司法协助机制则解决具体操作中的程序冲突。三者共同构成跨境追索的完整法律体系，为打击跨境资产转移、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提供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