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的核心区别，首先体现在权利行使主体的归属上。
不安抗辩权的权利主体是合同中负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而先履行抗辩权的权利主体则是负有后履行义务的一方，权利归属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二者的适用场景边界。
从适用前提来看，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需以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一方存在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为前提，核心是防范后履行方的履约风险，避免先履行方因对方无力履约而遭受损失。
而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前提则是先履行一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后履行方通过行使抗辩权督促先履行方按约履行，本质是对先履行义务的催告与约束。
此外不安抗辩权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先履行方的履约安全，其行使可导致合同履行中止，先履行方有权要求后履行方提供履约担保，若对方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恢复履约能力且未提供担保，先履行方可行使合同解除权。
先履行抗辩权的立法目的则是维护后履行方的期待权，其行使仅能暂时拒绝履行自身义务，不能直接解除合同，待先履行方纠正违约行为、按约履行后，后履行方需继续履行自身义务。
不安抗辩权本质是双务合同中先履行义务一方的法定权利，指合同当事人互负债务且约定了履行先后顺序，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一方存在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时，有权中止履行自身义务的权利。
这一制度的立法逻辑源于对先履行方履约安全的保护，当合同履行存在明显风险时，通过赋予先履行方暂时中止履行的权利，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维护交易公平。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需满足严格的构成要件，首先要求合同双方存在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关系，且明确约定了履行先后顺序，这是权利成立的基础前提。
其次，先履行一方需掌握确切证据，证明后履行一方存在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包括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等法定情形，仅凭主观猜测或怀疑不能成为行使权利的依据。
此外，后履行一方的履约能力恶化需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若在合同订立时先履行方已知晓该情形，不得再主张不安抗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