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引用”究竟是对何种财产权的利用，对此著作权学者尚有不同看法。郑成思在解释《伯尔尼公约》关于权利限制的规定时，认为在有限的条件下，以“复制、翻译与广播三种方式的使用，才可能构成”合理“使用。
沈仁干在评述引用的”适当性“标准时，提出”过量的引用，就不是合理使用中的引用，而是未经授权的复制行为。
以上观点似将引用与复制权联系在一起，即是将引用看作是一种合理的复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其理由是：如果引用属于复制，那么在自己作品中引用他人作品片断并出版发行的情况下，原作品著作权人得享有禁止权。至于引用属于何种权利的利用，观点持有人未作进一步说明。
笔者认为，首先，引用是对著作权人复制权的一种限制。著作权法产生之初，其保护的作品拘泥于印刷作品，而财产权利也主要是复制权。英国法官所创造的合理使用规则，从”合理的节略“到”合理的引用“，无一不是基于创造新作品的需要而对复制权设定的限制。当时，后任作者以合理节略的名义，将他人的长篇作品摘录缩写为一部短篇作品，只要具有创新意义，法官即可给予司法保护。
可见，引用属于复制权限制的范畴;其次，引用是一种特殊的”合理复制“行为。现代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引用，不仅包括引用印刷出版物的文字内容，而且包括引用广播节目的段落、电影作品的镜头。就作品内容的再现与作品表达形式的重复而言，引用与一般复制具有类似的特点。上述行为是否合理、适当，不在于引用与复制的类型划分，而在于合理复制与非法复制的性质界定。换言之，并非所有的复制行为都是对著作权的侵害，合理使用中的复制即是一种例外。
因此，我们不宜将引用与复制绝对地对立起来;再次，引用是创作新作品的需要。引用本身不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但为创作活动所必需。任何作品的创作无一不是来自对已有作品的借鉴和利用。引用他人的作品在于说明某一问题，或是为了评论、介绍的目的，他作与新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又构成新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使用人基于创新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这是引用与一般复制的根本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