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后，取得被害人谅解并出具谅解书依然具有重要法律意义，可在后续诉讼环节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关效力有明确法律依据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批准逮捕仅代表侦查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有逮捕必要，并不意味着案件已终结，后续仍需经过审查起诉、审判等环节，而谅解书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和和解依据，在这些环节均能发挥作用。
从刑法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害人谅解属于反映犯罪社会危害性降低、行为人悔罪态度的重要情节，法院在量刑时会予以考量。
即使已被批捕，案件符合不起诉条件，检察院可结合谅解书作出不起诉决定;进入审判阶段，法院可据此对被告人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尤其对于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作用更为明显。
关于谅解书的协商主体，家属与律师均可参与，但律师介入协商更具专业性和规范性，能更好保障双方合法权益，相关操作需遵循法律程序。
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明确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其中就包括协助促成双方和解并取得谅解。
家属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与被害人沟通具有情感亲近的优势，但家属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可能在协商中对赔偿金额、责任认定等关键问题把握不当，甚至因言辞不当激化矛盾。
律师则能从法律角度分析案件走向、量刑影响，为家属制定合理的协商方案，明确赔偿范围和金额的合法性。
同时确保谅解书的内容规范、形式合法，避免因条款模糊导致后续产生争议。
此外，律师在协商过程中可依法调取案件相关信息，向被害人清晰说明谅解书对案件处理的具体影响，平衡双方诉求，降低协商风险。
实践中，通常建议以律师为主导、家属配合的方式进行协商，家属可提供被害人的相关线索，律师负责具体沟通、拟定谅解书文本，确保协商过程合法高效，最大限度发挥谅解书的法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