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犯罪原则上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才不负刑事责任。大多数抑郁症患者虽然情绪低落、意志减退，但其对行为的性质、后果仍有清晰的认知，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不能免除刑责。
病情严重程度是判定责任的关键变量。轻度至中度抑郁症患者，其思维逻辑通常清晰，作案动机明确，法律认定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需对犯罪行为负全部责任。即使是重度抑郁症，如果患者在作案瞬间意识清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是违法的，依然要受到法律追究。
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也存在。如果抑郁症病情严重到一定程度，影响了患者的控制能力但未完全丧失，经司法鉴定确认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法院在量刑时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这不代表无罪，只是刑罚幅度上的宽大处理，罪名依然成立。
自杀伴随的伤人行为同样担责。有些抑郁症患者在实施自杀行为时连带伤害了他人，或者为了“解脱”而杀害亲人后再自杀未遂。这种情况下，法律严惩不贷。因为剥夺他人生命权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个人的痛苦不能成为侵害他人生命的理由，必须承担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疾病不是免罪金牌。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严格依据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来定责。如果鉴定结果显示作案时具有责任能力，无论事后如何悔恨或病情如何加重，都必须接受审判和惩罚。这既是对受害者的公平，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举措。
医学概念与法律概念存在显著差异。在医学诊断中，抑郁症确实属于精神障碍的一种，归类于心境障碍。但在法律语境下，“精神病”特指那些导致当事人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能力的严重精神疾病。法律上的免责事由门槛极高，普通的心理疾病或情绪障碍很难直接等同于法律上的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
抑郁症通常不被视为法律上的免责精神病。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保留着完整的现实检验能力，他们知道杀人、放火、盗窃是违法的，也能控制自己不去做这些事的冲动。法律认定的“精神病”通常指精神分裂症发作期、重度智力障碍或器质性精神损伤等导致认知功能彻底崩溃的状态。
司法鉴定是连接医学与法律的桥梁。当嫌疑人自称患有抑郁症请求免责时，办案机关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鉴定专家不仅看病历诊断，更要评估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如果结论是“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那么抑郁症的诊断在法律定罪环节就不产生免责效力。
只有在极个别伴发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中才可能例外。少数重度抑郁症患者可能出现扩大性自杀观念或命令性幻听，导致其完全丧失了对行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经过严格鉴定，可能被认定为法律上的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这属于极少数特例，不能作为普遍规律。
法律认定注重行为时的状态而非既往病史。即使一个人长期患有抑郁症，只要他在实施违法行为的那个时间点神志清醒，能够理解行为后果，法律就视其为正常人对待。过往的就诊记录只能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情节，不能直接作为定性依据，更不能自动获得法律上的“精神病”豁免权。
违法行为是否导致拘留，首要看责任能力。如果抑郁症患者实施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经评估具有责任能力，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患病本身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只要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就必须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这与健康人无异。
执行拘留时会有人道主义考量。虽然法律上可以决定拘留，但在实际执行中，看守所或拘留所会对被拘留人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如果抑郁症病情严重，存在高度自杀、自残风险，或者生活无法自理，拘留所可能会依据相关规定不予收押，建议变更处罚方式或责令家属严加看管和治疗。
不执行拘留不代表处罚无效。对于因身体原因不予收押的，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拘留决定依然生效，只是暂缓执行或不再执行羁押部分。违法记录依然会留存，且可能并处罚款。如果病情好转，符合收押条件，理论上仍可执行原处罚决定，或者在后续再犯时作为从重情节考虑。
涉嫌刑事犯罪时的强制措施更复杂。如果抑郁症患者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办案机关会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和病情。对于有自杀倾向的嫌疑人，警方通常会采取更为严密的看护措施，甚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防发生意外。但这属于强制措施的变通，并非免除刑事追责。
家属监护责任在此时尤为关键。如果违法者因病情严重未被羁押，法律要求其监护人或家属履行严格的监管义务，确保其接受治疗并防止再次危害社会。如果家属监管不力导致其再次作案，家属可能面临相应的法律问责。法律在惩处犯罪的同时，也构建了严密的社会防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