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的成立有着严格的法定条件，核心在于前罪的刑罚必须已经“执行完毕”或者被赦免。缓刑是一种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刑考验期满，仅仅是原判的刑罚不再执行，这在法律概念上与刑罚执行完毕有着本质区别。因此，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不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不会被认定为累犯，也不会因此受到从重处罚。
如果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情况则完全不同。这虽然不是累犯，但后果往往比累犯更为直接和严厉。因为缓刑的前提是犯罪分子遵纪守法，一旦在考验期内犯罪，法院将撤销缓刑。这意味着之前判处的缓刑“保护罩”失效，前罪的刑罚将被激活，需要与新罪进行并罚。
撤销缓刑后，法院会对新犯的罪行作出判决，然后将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最终执行的刑期。这种处理方式是将前后两罪的刑期进行合并计算，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刑期。这种实打实的刑期累加，比单纯的累犯从重处罚往往更具威慑力。
还有一种情况是缓刑考验期满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虽然不构成累犯，但这表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依然存在。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从重处罚的条款，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量刑时会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前科劣迹和悔罪表现，这可能会对最终的量刑产生不利的影响。
追诉时效是法律规定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期限。一旦超过了这个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前罪已经过了追诉时效，意味着国家对该罪行的追诉权已经消灭，无论行为人之后是否犯罪，司法机关都无权再翻旧账，前罪的法律责任彻底免除。
在这种情况下又犯新罪，司法机关的处理方式非常明确：只处理新罪。法院会根据新罪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相关法律条款进行定罪量刑。前罪的追诉时效已过，不会对新罪的量刑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加重影响，也不会发生数罪并罚。
这体现了法律对于司法效率和人权保障的平衡。法律不鼓励“迟来的正义”，对于久远的罪行，如果经过了法定的漫长岁月未被追诉，且行为人期间未再犯罪，法律倾向于认为其已改过自新，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心存侥幸。追诉时效的计算非常复杂，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法定最高刑的档次、是否存在逃避侦查等。如果前罪属于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严重犯罪，经过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种情况下时效可能延长。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会发生“追诉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这意味着前罪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归于无效，前罪的追诉期限将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这是一种严厉的法律机制，旨在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时间差逃避法律制裁。
这种制度设计的逻辑在于，行为人在前罪的追诉期内再次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并没有悔改之意。因此，法律不再给予其时效上的优待，而是通过重置时效 clock，确保司法机关有足够的时间对其前罪和后罪进行追诉。
计算方式上，是将前后两个罪行的追诉时效分别独立看待，但前罪的起算点被强制刷新。例如，前罪原本还有1年就过时效，但因为犯了新罪，前罪的时效立刻清零，并从新罪发生之日起重新计算完整的追诉期限。这使得行为人实际上陷入了更长时间的可被追诉状态。
如果新罪本身也有追诉时效，那么行为人将面临双重追诉压力。司法机关可以对新罪立案侦查，同时由于前罪时效的中断，也可以对前罪进行追诉。最终在审判时，如果前罪被发现且未过时效，可能会涉及数罪并罚的问题，具体取决于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的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