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共同饮酒场景中，同饮者是否担责需满足“过错”与“因果关系”双重条件。
过错认定包括四种情形：
其一，强迫性劝酒，如以言语刺激、行为强迫(如灌酒)导致饮酒人醉酒;
其二，明知对方不宜饮酒仍劝酒，如对方患有心脏病、高血压或服用头孢类药物;
其三，未履行安全护送义务，对醉酒后行动失控、意识不清的共饮人，未护送至家中或医院;
其四，未劝阻酒后驾车，明知饮酒人酒后驾车未有效劝阻。
同饮者存在上述行为，且该行为与饮酒人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则需承担相应责任。
责任比例需结合过错程度划分。
劝酒行为直接导致饮酒人酒精中毒死亡，劝酒人可能承担主要责任;若饮酒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主动过量饮酒且拒绝帮助)，则可减轻同饮人责任。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根据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综合判断同饮者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酒后驾车是共同饮酒场景中同饮者最易涉诉的情形之一。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同饮者是否担责的核心在于是否履行对酒后驾车的劝阻义务。
劝阻义务的履行标准包括：
其一，劝阻行为需具有有效性，如扣留车钥匙、代叫出租车、联系家属接送等;
其二，劝阻需在合理限度内，若饮酒人强行离开且同饮者已尽到劝阻义务(如多次劝阻、记录劝阻过程)，则可免责。
责任比例的司法实践显示，同饮者通常承担10%-30%的赔偿责任。
作为饮酒活动的组织者，其责任边界需结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安全保障义务)及司法实践综合判断。
组织者需承担更高标准的合理注意义务，包括：
其一，对参与者身体状况的审查义务，如询问是否患有不宜饮酒的疾病;
其二，对饮酒量的控制义务，如避免过度劝酒;
其三，对醉酒者的安全护送义务，如护送至家中或医院;
其四，对酒后驾车等危险行为的劝阻义务。
责任承担的例外情形包括：
其一，若组织者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如提供非酒精饮品、安排代驾)，则无需担责;
其二，若饮酒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过量饮酒且拒绝帮助，组织者可减轻责任。
责任比例的司法倾向显示，组织者通常承担更高比例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