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问题
产品责任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因其生产、销售的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该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国家，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侵权行为法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法学领域。法律文化的不同，只能在发展的方式上影响它们，而丝毫不会改变它们在相同时代背景下所面临问题的种类和性质。工业社会背景下的工伤事故，任何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法都不能绕过。在世界联系频繁、便捷的时期更是如此。因此，20世纪的侵权行为法，在主要问题上各国的做法都是相通的。
20世纪的侵权行为法是从19世纪的侵权行为法发展而来的，它从19世纪所继承的内容，最显著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19世纪是过错责任原则的成熟时期，《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规定将这一原则的发展推向了顶峰。此后，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都几乎无人能超越这一原则的规定。由于这时另一重要的制度-契约制度也是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相同历史背景下存在的，契约自由原则在刚刚完成“由身分到契约”的社会变迁中得到极度的彰显，“合同必须遵守”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是过错还是无过错，对于承担合同责任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结果，无人去顾及当事人违约时的心态，侵权行为法也就成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适用领域了。这个时候的过错责任，几乎成了侵权责任的代名词。人们只是在为了顾及民法责任原则的统一性时，才在分析违约责任过程中，加上过错责任原则而已。为此，立法上还不得不在违约责任诉讼的程序上，增设一些证明违约方有过错的规则。
过错责任的盛行，有它赖以存在的基础。19世纪，整个欧洲刚刚摆脱封建的羁绊，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社会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哲学观念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需要再依赖领主的恩赐了。但是，人人都无所顾忌地自由行为，就会人人都无法行为。在调整这种个人行为秩序时，侵权行为法就可大行其道。侵权行为法就规定那些损害他人行为自由的行为作为禁止的行为，禁止的方式就是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对于将与刑法脱离作为其时代标志的侵权行为法，自然不能再采取刑法的惩罚方式来调整这些个人行为的秩序，只能是补偿行为破坏的秩序。这个时候，财产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因素，人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其通过个人行为所能获得的财产之上。而“人人平等”的观念又不·允许剥夺他人的财产，那么，对于因自己的过错而消极地剥夺他人财产的人，用他自己的财产来填补被其剥夺的他人财产，就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了。于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取得了强大的道德支持。
过错责任原则在伦理上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个人的行为，即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人的行为自己不予干涉。另一方面是个人的错误，自己对自己的错误负责。这两个方面的含义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自然要求。到了20世纪，虽然在社会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的本位由个人主义发展到了团体主义，但并没有改变社会由单个个体组成的性质。与之伴生的过错责任原则也就被20世纪的侵权行为法所保留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时候只要社会有单个的主体存在，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就不会消失。
20世纪，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而变化了的社会现象在19世纪的侵权行为法中，又无法找到其相应的调整规范。于是，侵权行为法在保留19世纪侵权行为法的一些仍然有用的内容之外，也发展了一些新的制度。
19世纪，整个社会的主流仍是农业社会，而20世纪时已是工业社会的普遍化了。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工伤事故的大量出现，无过错责任因而产生。
无论方式怎样地不同，但不同国家的无过错责任均产生于工业事故之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9世纪末期，随着欧洲工业化的形成，大量的工伤事故不断出现。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理论，受害人只有在证明雇主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赔偿。而举证责任的复杂化和单个雇员力量的弱小，使得证明雇主过错的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这就使得受害员工几乎得不到赔偿。同时，即使在侥幸证明了雇主有过错的案件中，雇主还可以“混合过错”、“风险自担”、“同伴规则”等主张免责。当这种受害得不到赔偿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无论工人怎样谨慎，因长期连续工作，工伤事故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从单个的人来说，疏忽本身就是过错，避免疏忽当然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但却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说要追究过错的话，这种过错也是整个人类的过错，而不是单个劳工的过错。按照过错责任的道德基础来理解，对过错的谴责也应是谴责因存在天然缺陷而产生过错的人，而不应谴责作为这种缺陷具体爆发点的单个人。这就是当时出现的所谓偏差(errors)理论。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无过错责任的产生，所包含的正义与过错责任是相同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过错责任是谴责应受谴责的人，无过错责任则是不谴责不应谴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