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其中核心要件之一是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累犯因其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再次故意犯罪，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已被法律推定为较高，通常难以满足此项条件。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进一步明确，对累犯，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该规定将累犯直接列为禁止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之一。此禁令旨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或实施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尽管有上述原则性禁止，但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如累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是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即使其为累犯，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确实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仍可能被允许。但这属于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需经严格审查批准。
关于缓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四条有明确规定，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此条文属于强制性禁止规定，排除了法官在此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无论累犯所犯新罪的刑罚轻重或情节如何，只要构成累犯，即绝对排除缓刑的适用。
缓刑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对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犯罪分子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累犯的法律定义本身就表明其主观恶性深、屡教不改，与缓刑所要求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一核心条件根本相悖。因此，累犯与缓刑在法律逻辑上无法兼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此条款确立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强制性原则。
从重处罚并非一个固定的刑期增量，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选择相对较重的刑罚。具体操作时，法院会综合考量前后罪的性质、情节、间隔时间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因素，在确定新罪的基准刑后，再依法予以加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量刑指导意见，对于构成一般累犯的被告人，应当在基准刑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刑罚量。这一比例区间为法官提供了具体的量化参考，确保从重处罚的尺度相对统一。
在确定具体增加的刑期时，还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无论按比例计算出的增量多么微小，最终决定增加的刑期都不得少于三个月。这一规定确保了从重处罚具有实质性的惩戒效果，避免流于形式。
累犯情节不仅影响刑期长短，还带来其他严厉的法律后果。除不得适用缓刑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一般累犯的法律后果是系统性的，从强制措施的适用、到量刑的从重、再到刑罚执行阶段的假释禁止，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律规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