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手金某的案件时，卷宗里冷冰冰的技术描述与“数额特别巨大”的指控形成沉重压力。我的当事人，一位技术开发者，因给不明软件提供维护而深陷诈骗共犯的指控。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自由，更触及一个普遍困境：在分工细密的网络时代，技术人员的职业边界与法律风险究竟何在？

 

一、 指控的核心：是“技术工”还是“诈骗犯”？

检察院的起诉书清晰地描绘了一条犯罪链条：虚假炒股软件、98万的损失、8万元的技术服务费。指控逻辑简单而严厉：明知软件用于诈骗仍提供支持，即是共犯。乍看之下，事实清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共犯的规定似乎可以直接套用。

但作为辩护人，我的任务不是重复法条，而是解构这种“直接套用”。金某的行为，真的等同于直接实施诈骗吗？他收取的那8万元“服务费”，与98万元“诈骗款”在性质和法律评价上能否等同视之？这成为我们辩护的起点。

 

二、 辩护的展开：在“明知”与“作用”之间划定防线

面对确凿的证据，我们选择了“罪轻辩护”的务实路径，目标不是在定性上硬碰硬，而是在量刑上争取实质性的从宽。辩护的核心，围绕两个关键维度展开：

1、主观认知的“灰度”解析：我们承认金某对软件的“不正当性”有所察觉，但这是一种模糊的、疏离的认知。他向法庭强调：“我只负责解决技术bug，确保软件运行流畅，从不过问、也从未参与前端如何吸引客户、如何诱导转账。”这种认知，区别于诈骗实行犯积极追求他人财产损失的直接故意，其可谴责性显著较低。

2、客观作用的“边缘性”定位：我们通过梳理全部通信记录和支付流水，向法庭直观呈现了金某在整个犯罪生态中的位置：他处于最末端，从未接触过任何一名被害人，不参与利润分成，其工作成果（代码维护）本身具有中性属性。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被蒙蔽利用的“技术工具”，而非推动诈骗得逞的“核心引擎”。

 

三、 从宽情节的体系化构建：让法官看到“人”而不仅是“罪”

在司法实践中，仅凭理论辩驳是不够的，必须用扎实的情节搭建起从宽处罚的阶梯。我们将所有对当事人有利的点，系统性地组织起来：

法定的“硬情节”：从犯地位、到案后如实供述（坦白）、审查起诉阶段即自愿认罪认罚。

酌定的“软情节”：无任何前科劣迹、案发后在其能力范围内积极筹措资金退赔10万元（尽管相较于总额不多，但已是其大部分积蓄）、一贯表现良好。

情理上的“支撑点”：作为家庭唯一经济来源，需赡养老人与抚育幼子。我们并非以此“绑架”司法，而是恳请法庭在秉持法理的同时，考量刑罚执行可能带来的社会衍生问题。

这些情节单看任何一点或许力量有限，但当它们被有机整合，呈现出的就是一个虽有过错、但真诚悔悟、且挽救社会成本较低的个体形象。

 

四、 判决的启示：司法如何回应技术的复杂性

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在认定构成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基础上，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适用缓刑。这一结果，值得深思。

它首先肯定了技术帮助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独立评价价值，没有简单地“水涨船高”，将帮助者的刑罚与实行犯的犯罪数额机械绑定。其次，它生动诠释了“宽严相济”不是一句空话：对于网络犯罪，坚决“严”打产业链，但对于其中主观恶性不深、作用有限、真诚悔罪的参与者，则充分体现“宽”的一面，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结语：律师的价值，在于提供另一种“算法”

这个案件的办结，让我更深体会到刑事律师的价值。面对公诉机关严密的“指控算法”，我们的职责，是提供一套更精细、更立体、更富含人文考量的“辩护算法”。我们通过对事实的微观解构、对法律适用的审慎争辩、对被告人全貌的还原，努力在法律的刚性框架内，为个体争取一个尽可能公平、且不乏温度的结果。

对于身处技术行业的每一位朋友，此案亦是一声警钟：法律的风控，必须成为你代码逻辑之外不可或缺的“安全锁”。而当你或你的同行不慎涉险时，专业的刑事辩护，便是厘清边界、捍卫权利最重要的那道光。

关键词： 诈骗罪律师 共同犯罪辩护 技术帮助犯 认罪认罚 缓刑适用 网络犯罪刑事律师 经济犯罪辩护律师 律师成功案例

 

 

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长期专注于刑事辩护领域，尤其在涉网络犯罪、商事犯罪及民刑交叉案件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与成功案例。

在我看来，每一宗刑事案件都如同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关乎法律条文，更关乎事实的拼图、当事人的处境以及司法裁量的空间。我的工作，就是在这其中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将问题模块化、路径化，为客户提供可预见的策略与切实的辩护方案。本文所探讨的“技术帮助型”诈骗案的辩护思路，正是这一方法的体现。

如果您或身边的人正面临刑事风险的困扰，尤其是涉嫌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等复杂案件，欢迎通过平台搜索“林智敏”与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