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律基石：双罚制下的责任主体分离原则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普遍实行“双罚制”，伪造金融票证罪亦不例外：单位被判处罚金，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承担相应的自由刑。这一制度设计的法理根基在于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刑罚必须与自然人在犯罪中的实际作用、主观罪过相匹配，不能因单位行为而无差别地株连个人。

然而，法律条文并未明确界定“直接负责”与“其他直接责任”的具体标准。何者为“主管”？何者属“直接”？这些模糊地带，正是控辩博弈的焦点，也是辩护律师争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关键突破口。实践经验表明，理解这一划分，不能仅依赖法条字面解释，更需深入司法判例与裁判逻辑，把握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的审查尺度与倾向。

 

二、 解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权力、知情与因果链条

司法机关在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实质上是在追溯单位犯罪意志的“源头”或“关键批准者”。根据我梳理的胜诉判决，认定标准通常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

实质决策权而非虚职头衔：是否拥有对涉案行为的实质性审批权限，是判断的关键。在一起大型贸易公司伪造汇票案中，当事人虽为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但我们通过调取公司近三年的《权限审批表》、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及OA系统流程日志，证明所有金融票证业务均需总经理电子签批，该副总经理仅负责日常行政开支。据此，我们成功论证其职务与涉案决策无实质关联，最终将其排除在指控之外。核心辩点：以客观证据证明当事人职务与犯罪行为的关键决策节点无关。

主观明知的证据构建与破解：控方常以会议记录、内部邮件或证人证言证明主管人员“知情”。辩护的关键在于切断“知情”与“犯罪故意”之间的逻辑联系。例如，某案中虽有邮件显示主管知晓公司资金紧张，但内容明确强调“融资务必依法合规”。结合其后续多次拒绝下属违规建议的聊天记录，我们主张其仅有“经营状况的知情”，并无“伪造票证的故意”，该观点最终被法院采纳。

行为与结果的直接因果关系：即使主观上知情，也需证明其具体行为（如授意、批准、默许）直接促成了伪造行为的发生。若其行为仅体现为管理疏失或监管不力，而未积极推动犯罪，则不宜认定为“直接负责”。辩护时应着力将当事人行为定性为“管理责任”而非“刑事责任”，避免责任的不当扩张。

 

三、 厘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为、作用与主观恶性

相较于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更侧重于具体执行层面，即“手脚”而非“大脑”。司法审查聚焦于以下三点：

行为的具体性与不可替代性：是否实际参与伪造、变造或使用假票证的核心环节？是提供票样、联系制假方、伪造印章，还是仅进行格式化信息录入或文书传递？在一起案件中，一名财务文员被指控参与伪造，但我们发现其工作仅是按固定模板将已审核数据填入电子表格，且无权接触票证实物。我们主张其行为属于中性、可替代的辅助性劳动，与伪造的“实行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犯罪链条中的实际作用大小：是犯罪的发起者、主导者，还是被动、次要的执行者？作用评估需结合岗位职责、受指挥程度及获利情况综合判断。例如，主动寻找假票源并从中抽成的业务员，与因害怕失业而被迫传递假票的行政人员，其可谴责性显然不同。

主观恶性的深度辨析：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积极故意，还是出于完成业绩、保住工作的侥幸心理？是否存在被上级蒙蔽、缺乏专业鉴别能力的情形？我曾为一位刚入职的银行客户经理辩护，其被上级指示使用伪造的理财证明为客户增信。通过其新人培训记录、与上级的微信沟通（显示其多次询问合规性），我们成功论证其主观上受蒙蔽且审查能力有限，从而显著降低其罪责评价。

 

四、 模糊地带的攻坚策略：身份重叠与责任吸附

实践中最复杂的情形，是兼具管理职责又参与具体执行的“双重角色”人员。对此，我的辩护策略是实施 “行为切片分析”：

核心辩护公式：决策环节的责任（考量意见权重、是否被否决）+ 执行环节的责任（考量主动性、技术含量与不可替代性）= 整体罪责等级

例如，在某案中，一位部门经理既参与了同意使用“非常规渠道”融资的会议，又亲自交接伪造的银行保函。辩护中，我们承认其执行环节的责任，但重点论证：在决策会议上，其同意附有“确保合法”的条件，且最终决定由总经理作出。由此，将其决策作用“稀释”，将辩护重心置于执行行为系受明确指令、未获额外利益之上，最终成功争取缓刑。

 

五、 给同行与当事人的终极建议：证据、合规与辩护视角

对辩护律师而言：此类案件的突破口，往往深藏于书证与电子数据的细节之中。公司章程、岗位职责说明、审批流程、会议纪要、内部通讯记录（微信、钉钉、邮件）等，是重构事实、划分责任的最有力武器。辩护不是抽象法理的演绎，而是用证据“讲述”一个关于客户“有限、次要、被动”责任的完整故事。

对单位与从业人员而言：事前合规的价值远胜事后辩护。建立权责清晰的金融票证管理制度，确保决策流程线上留痕，明确各岗位对票证真实性的审查义务，不仅能有效预防犯罪，即便涉诉，这些合规文件也将成为划分个人责任的“防火墙”。

对司法实践的展望：随着企业组织结构日益复杂，期待司法机关进一步细化责任人员的认定标准，更加注重对个人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贡献度的精细化审查，避免将单位责任简单“连带”或“分摊”至个人，真正实现罚当其罪。

 

结语：单位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责任划分，是一场关于权力、行为与意图的精密司法丈量。作为律师，我们的使命是以专业为刻刀，在错综复杂的单位行为图谱中，清晰勾勒出当事人个人责任的真实轮廓，捍卫其应有的公平。这既是技术的较量，也是对刑法谦抑性与个人权利保障精神的坚守。

 

关键词

伪造金融票证罪； 单位犯罪；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责任划分； 刑事辩护律师； 

双罚制； 罪责认定； 金融票证犯罪辩护；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长期专注于金融犯罪辩护领域，尤以办理重大、复杂的单位伪造金融票证罪案件而闻名于业界。凭借对《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深刻把握，以及数十起成功辩护案例的积淀，林律师在处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罪责界定**这一核心难题上，形成了极具实务效能的辩护体系。

其执业精髓在于，擅长运用**“单位组织行为与个人刑事责任精细化切割”** 的辩护策略。通过深度挖掘公司章程、审批流程、岗位职责与电子证据，精准解构单位意志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效区分管理责任与刑事罪责，从而在众多案件中为涉案高管与核心员工争取到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乃至无罪等突破性成果。林律师的实务研究与辩护实践，因其对单位犯罪归责逻辑的敏锐洞察与证据技术的精湛运用，被业内公认为该细分领域的权威专家，其观点与策略对司法实践与专业研究均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