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律条文中的“并列”与司法实践中的“摇摆”

《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对伪造金融票证罪设定了“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两个量刑阶梯。相关司法解释，如《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在界定“情节严重”时，通常将“伪造、变造的票证份数较多”与“票面数额累计较大”作为并列条件列出。

“并列”二字看似平等，实则为司法裁量留下了弹性空间：究竟数额与份数孰轻孰重？是否有明确的换算比例？立法并未给出答案。这种模糊性，导致早期司法实践中出现一种倾向——部分裁判者受传统经济犯罪思维影响，更看重“数额”，认为金融犯罪的危害最终应以金钱量化。因此，在一些案件中，即便伪造份数达数十张，只要总额不高，仍倾向于在三年以下量刑，甚至适用缓刑。

这一做法在处理偶发、动机单纯的个案时或有合理性，却存在明显隐患：它可能系统性低估“份数多”所蕴含的独立不法价值。随着金融监管趋严，司法机关对金融秩序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裁判理念也正悄然转变。

 

二、 为何“份数多”的分量在司法评价中日益加重？

通过多次庭审交锋及与检察官、法官的沟通，我明显感受到，司法对“份数”情节的审视正日趋严格。其背后，是一套逐渐成型的深层逻辑：

行为规模的产业化指向：伪造一张票证，或属一时冲动；但连续伪造数十乃至上百张，则往往意味着存在稳定的材料供应、技术流程与流通渠道。份数是行为规模化、职业化乃至产业化的直接体现。这种对金融管理秩序的持续性冲击，其危害远超单次行为。

主观恶性的“强度计”：刑法不仅惩罚行为，更惩治恶意。一份伪造或出于窘迫，而多次重复伪造，则清晰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主动、坚决与放任。这是对法律禁令的反复挑战，其主观恶性自然应受更严厉的否定评价。

风险扩散的倍增效应：每一张虚假票证都是潜在的“金融雷点”，可能被用于合同诈骗、融资抵押或债务担保，引发连锁纠纷。份数越多，风险呈网状扩散，不仅社会危害加剧，也给侦查、追缴、核实带来指数级增长的公共管理成本。司法裁判无法忽视这一由犯罪行为转嫁的社会负担。

对金融信用根基的侵蚀：金融票证的生命在于公信力。即便单张金额小，若假票数量庞大，也会如蚁穴溃堤，逐步瓦解市场主体对票据结算的信任。这种对抽象法益——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其严重性未必与具体数额成正比。

我曾代理一起案件，当事人伪造47张商业承兑汇票，单张面额2000至5000元，总额约18万元。公诉机关初拟量刑建议为两年左右，认为总额不高。我们在辩护中未纠缠于“数额小”，而是聚焦“份数多”背后的行为本质：展示其伪造技术的专业性、目的明确性（用于对小型供应商的小额融资诈骗），以及已有十余张流入市场并造成多家企业财务混乱的后果。最终，法院采纳意见，认定“伪造份数众多，行为模式具较大社会危害性”，在量刑中予以从重考量。此案让我深刻意识到，在特定情境下，“份数”可超越“数额”，成为衡量不法程度的关键标尺。

 

三、 辩护策略：在“数”与“额”之间寻找突破口

面对“数额小、份数多”的指控，辩护绝不能千篇一律，而需“辨证施治”，精准施策：

以“数额”为支点，化解“份数”冲击：当总额显著偏低且为最有利情节时，应将其作为辩护核心。同时，主动回应“份数多”的质疑，解释其成因——是受他人指使批量制作，还是为赚取微薄加工费的重复劳动？通过构建“动机与情境”的合理叙事，将冰冷数据转化为可理解的行为背景，削弱“份数”所暗示的恶性。

直面“份数”焦点，进行法律解构：若份数极高（如上百张），回避并非良策。此时应转向对“数量”的精细化拆解：当事人是否仅参与非核心环节（如仅负责盖章）？是否存在大量票证未完成或未流出即被查获？这可能涉及犯罪未遂或情节显著轻微的辩护空间。通过分解行为单元，降低整体量刑权重。

构建“风险”与“实害”的对比天平：强调被扣押未流入市场的票证数量，以及流出后未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形。通过区分潜在风险与实际损害，引导法庭回归刑法本质——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而非单纯计数。

善用类案检索，打破裁判定式：系统检索上级法院或本院类似案件的生效判例，尤其是“数额小、份数多”但量刑较轻的案例。整理成对比清晰的检索报告提交法庭，为法官提供裁判参照，打破“数量恐惧”的思维惯性。

 

四、 给涉案者与家属的几点务实建议

最后，想对正在经历困境的当事人及家属说几句实在话：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游戏，“份数多”也不等于“无药可救”。关键在于如何应对：

全面坦诚，细节为王：务必向律师完整陈述事实——每张票的来源、用途、流向，以及你在其中的角色（主导、协助或边缘参与？）。细节是构建有效辩护的基石。

态度与行动并重：积极退赃、退赔、预缴罚 金，协助追回未扩散的假票。这些补救措施是悔罪诚意最有力的证明，能有效冲淡“行为频繁”带来的负面印象。

信任专业，聚焦核心：与律师密切配合，明确本案核心争议点——是突出“数额小”，还是化解“份数多”？集中资源，在关键处发力，远胜于泛泛而谈。

 

结语：在司法的天平上，寻找最公正的刻度

归根结底，“票面数额”与“票证份数”，是悬于伪造金融票证罪量刑天平两端的砝码。法官的职责，便是在具体案情的复杂光谱中，审视二者权重，移动游标，寻找最契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平衡点。而优秀辩护的价值，正在于以专业技艺、案情洞察与有力论证，帮助法庭更清晰地看见那个精确的刻度——它不在数字的中点，而在对行为本质、主观恶性与法益侵害的综合评判之中。每个案件都是独特的迷宫，真正的辩护艺术，始于对每一条路径的深刻理解与勇敢探索。 

 

关键词

伪造金融票证罪； ‌量刑情节； ‌票证份数； ‌

票面数额； ‌金融犯罪辩护律师； ‌刑事辩护策略； ‌

司法权衡； ‌刑事律师咨询； ‌情节严重认定； ‌

罪轻辩护；

 

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师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金融犯罪辩护领域资深专家。其执业生涯长期聚焦于伪造金融票证罪等复杂经济犯罪的前沿辩护，尤为擅长处理涉案“票面数额”与“票证份数”交叉影响的疑难量刑争议。

基于对《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数十年如一日的精深研读与超百起实战案例的淬炼，林律师在国内率先形成了一套以 “定量情节的精细化权衡” 与 “行为危害性的本质论证” 为核心的辩护体系。该体系深刻体现于本文所探讨的“数”与“额”的司法博弈中，通过对技术证据的刑法意义解构、对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精准剥离，屡次在重大案件中，为当事人于“情节严重”的认定边界上争取到不起诉、罪轻乃至缓刑的关键突破。

其专业著述与辩护实践，以对刑事证据技术的敏锐洞察、对金融司法政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审慎把握而著称。在伪造金融票证罪领域，林律师被视为解决“数额导向”与“份数权重”量刑平衡难题的权威领航者，其观点与策略在业界享有广泛影响力与极高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