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已经立案后，即使被害人出具了谅解书，也不必然免除判决，是否会判需结合案件的犯罪情节、涉案数额、罪名轻重等因素综合判断，谅解书仅属于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而非免责情节，具体判决结果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撑。
谅解书的核心作用是体现被害人对行为人的谅解意愿，反映行为人认罪悔罪、主动弥补过错的态度，从而成为法院量刑时的从轻考量因素，但不能否定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也不能撤销已立的案件。
案件一旦立案，说明行为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需要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审理，确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同时，该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这意味着，有谅解书并不代表不判刑，只有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院才可能作出不起诉决定，否则法院仍会依法判决，只是会结合谅解书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犯罪情节较重、涉案数额巨大，或者存在从重处罚情节，即使有谅解书，法院也会依法判处相应刑罚，只是量刑会比没有谅解书时更轻。
如果行为人存在自首、如实供述、退赃退赔等其他从轻处罚情节，结合谅解书，法院可能会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或者大幅减轻刑罚，但不会直接免除判决，除非符合法定的免予刑事处罚条件。
立案后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可以写明请求对行为人免于处罚的意愿，但该意愿仅为被害人的请求，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最终能否免于处罚，需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法决定，并非谅解书写明免于处罚就一定能实现。谅解书的内容由被害人自愿书写，其中可以明确载明请求司法机关对某某免于处罚，但这种请求只是被害人的单方意愿。
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会综合考量案件的全部情节，结合法律规定作出是否免于处罚的决定，不会单纯依据谅解书的请求作出裁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免于处罚需满足法定条件，即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或者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又或者行为人有自首且犯罪较轻等法定情形，仅靠谅解书无法满足免于处罚的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相关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取得被害人谅解，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这里的核心是情节轻微，谅解书只是其中一个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条件。
如果案件犯罪情节较轻，行为人真诚悔罪、主动退赃退赔，且取得被害人出具的、载明免于处罚请求的谅解书，同时不存在从重处罚情节，司法机关可能会采纳被害人的请求，对行为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如果犯罪情节较重，即使谅解书明确请求免于处罚，司法机关也不会采纳该请求，仍会依法判处刑罚，此时谅解书仅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帮助行为人减轻量刑，无法实现免于处罚的目的。
此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即使有谅解书，也不适用和解程序，更无法凭借谅解书获得免于处罚。
综上所述，刑事案件立案后有谅解书仍可能会判，谅解书仅为从轻处罚情节，不会必然免除判决。立案后谅解书可写免于处罚请求，但最终能否免于处罚需司法机关依法判断。谅解书的作用是从轻处罚，而非免责，涉嫌犯罪后应主动认罪悔罪，配合司法机关处理，争取合法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