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该行为的核心特征在于一方将给付财物作为同意结婚的前提条件，而非基于自愿赠与或婚俗习惯。2026年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判断是否构成借婚姻索取财物，需综合考量给付目的、婚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状况及索取动机等因素。
法院在认定时重点审查双方是否存在真实缔结婚姻的意愿。如果一方在短时间内多次缔结婚姻并收取财物，婚后未实际共同生活，且迅速提出离婚或分居，此类行为模式将被推定具有索取财物的主观故意。婚姻登记仅是形式要件，实质共同生活才是判断婚姻真实性的关键。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能力以及地方婚俗习惯，也是法院判断财物数额是否“过高”的重要参考。单纯依据金额大小不足以定性，必须结合整体情境分析是否存在将婚姻工具化、交易化的倾向。
索取行为是否具有胁迫性或附加条件性，亦是认定要点。如一方明确表示“不给钱就不结婚”或设置其他财物门槛，即构成以婚姻为交换条件的索取行为。这种附条件的给付违背婚姻自由原则，法律不予保护。
日常交往中的小额赠与，如节日红包、生日礼物、共同消费支出等，因不具备缔结婚姻的直接目的，不纳入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畴。法院严格区分情感表达与财产交易，避免将正常恋爱支出误判为违法索取。
一旦被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索取方须依法返还相关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使已办理结婚登记，如未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时间极短，法院仍可判决全额或部分返还。
如果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索取方应当返还彩礼。此处“生活困难”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后分得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该规定旨在防止因高额财物给付引发因婚致贫现象。
返还范围不仅包括现金，也涵盖以结婚为目的支付的购房款、购车款等大额支出。只要能证明该给付系为促成婚姻而作出，且符合彩礼性质，即可纳入返还请求权基础。聊天记录、转账备注、证人证言等均可作为证据使用。
除民事返还责任外，如索取行为具有欺诈性质，还可能触发行政或刑事责任。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涉嫌犯罪线索的，有权移送公安机关侦查。民事判决的执行不影响后续刑事追责，已执行部分可在退赔中予以扣减。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推进婚俗改革。司法机关据此强化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典型案例引导社会树立正确婚恋观，遏制婚姻商品化趋势。
彩礼本身不等于诈骗。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如用于真实婚姻缔结，即使数额较高，一般属于民事赠与范畴。只有当一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结婚意愿，骗取财物且无共同生活意图时，才可能构成诈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诈骗，关键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在短期内多次以相亲、订婚为名索取财物，事后迅速失联或拒绝履行婚姻义务，且无正当理由，可推定其具有诈骗故意。
全家合谋参与索财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亦可能成为共犯。如母亲协助女儿伪造身份、隐瞒婚史，共同骗取多人财物，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诈骗罪的成立不要求婚姻关系无效，只要财物系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即可。
并非所有借婚姻索取财物都构成犯罪。多数情形仍属民事纠纷，仅在具备欺诈性、反复性、预谋性等特征时，才上升为刑事犯罪。法院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的界限。
当事人应在纠纷发生后一年内提起诉讼，以保障权利及时救济。对于已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被害人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退赔损失。民事与刑事程序可并行推进，互不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