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债务纠纷的执行阶段，债权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的莫过于：能否直接将公司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让股东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尤其是当债权人发现股东存在 “过度支配公司”“资本显著不足” 等可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行为时，这种诉求更为迫切。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最高院”）通过一则再审裁定（（2023）最高法民申 567 号），对这一实务中的核心争议给出了明确答案。本文将结合裁定内容，从裁判要旨、争议焦点、法院观点到深层法律逻辑，为大家全面解读这一影响深远的裁判规则。

一、裁判要旨：执行追加股东，严格遵循 “法定情形”

本案最核心的结论的是：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必须严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变更、追加规定》），无例外。

具体而言：

只有《变更、追加规定》中明确列举的情形（如股东未出资或抽逃出资、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等），才能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

若债权人认为股东存在 “过度支配与控制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法人人格混同” 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行为，不能直接依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在执行程序中追加股东，而应通过 “另行提起诉讼” 的方式解决。

二、争议焦点：核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本案的争议焦点高度聚焦，直击实务痛点：
能否以 “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如过度支配、资本不足、人格混同）为由，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这一问题的本质，是 “执行程序的边界” 与 “实体权利争议的解决路径” 之争 —— 执行程序能否突破 “实现生效裁判” 的核心功能，直接审查和认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如是否构成滥用法人地位）？

三、最高院裁判意见：执行权不可 “越界”，实体争议需 “另诉”

针对上述焦点，最高院在裁定中明确了以下关键观点：

执行追加需 “法定”：执行程序中变更、追加当事人，属于对 “义务主体” 的扩张，直接影响案外人（如股东）的财产权益，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不得任意扩大范围。

《变更、追加规定》是 “唯一依据”：该规定以 “列举式” 明确了可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具体情形（如《变更、追加规定》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二条），未被列举的情形，均不属于执行程序可直接追加的范围。

《公司法》相关情形需 “另诉”：《公司法》第二十条（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第六十三条（一人公司人格混同）等规定的 “股东滥用权利” 情形，本质是 “新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需审查股东是否存在滥用行为、是否与债权无法实现存在因果关系等），超出了执行程序的审查范围，必须通过另行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

四、典型意义：划清程序边界，平衡各方权利

最高院的这一裁判，并非简单的 “驳回或支持”，而是为执行程序与实体审判程序划定了清晰的 “红线”，具有三大典型意义：

维护 “审执分离” 原则：明确执行程序的核心是 “实现生效裁判”，而非 “解决新的实体争议”，避免执行权替代审判权，确保程序分工的严肃性。

保障股东诉权：防止债权人通过执行程序 “绕过审判” 直接追加股东，为股东提供了 “举证、辩论、上诉” 等完整的审判救济渠道，避免其合法权益被程序简化所侵害。

规范执行行为：遏制执行程序中 “追加股东” 的随意性，防止执行权扩张与滥用，维护司法程序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五、深度法律评析：背后的 “程序正义” 与 “实体公正” 逻辑

最高院的裁判观点，本质是对 “执行程序法定主义” 的坚守，其背后蕴含着 “程序正义” 与 “实体公正”、“效率” 与 “公正” 的平衡逻辑，可从三个维度深入理解：

维度一：坚守 “审执分离”，是程序分工的基本要求

“审执分离” 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核心是：审判程序负责 “解决实体权利义务争议”，执行程序负责 “实现生效裁判确定的权利”，二者功能边界不可混淆。

 

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构成 “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需要审查的是 “股东是否滥用权利”“是否造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 等实体事实，这属于典型的 “新的实体争议”，超出了执行程序对 “生效裁判确定义务主体” 的审查范围；

若允许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此类股东，相当于让执行机构替代审判庭进行 “实体事实认定”，实质上剥夺了股东的 “举证权、辩论权、上诉权” 等核心诉讼权利，违背了 “审执分离” 对程序分工的基本要求，也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底线。

维度二：遵循 “程序法定”，是权利保障的必然选择

执行程序中追加被执行人，直接涉及案外人（股东）的财产权益，属于对 “基本民事权利” 的干预，必须遵循 “法律保留原则”（即只有法律或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形，才能实施）。

《变更、追加规定》以 “列举式” 明确追加股东的情形，正是为了给执行权划定 “边界”，防止执行机构随意扩大追加范围，保护股东的 “有限责任” 这一法定权利；

要求 “滥用法人地位” 等情形通过另行诉讼解决，并非 “增加债权人维权成本”，而是为争议双方提供 “完整的审判救济渠道”—— 债权人可在诉讼中充分举证股东的滥用行为，股东也可充分抗辩，最终由法院根据证据和法律作出公正裁判，这正是程序正义对 “当事人参与性” 的核心要求，也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维度三：平衡 “效率” 与 “公正”，是司法价值的最优选择

执行程序的核心价值是 “效率”—— 需快速实现债权人权利，维护司法权威；但 “效率” 绝不能以牺牲 “公正” 为代价，否则会引发更多后续争议，反而降低整体司法效率。

若允许执行机构直接审查股东与公司的实体关系，可能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执行机构缺乏实体审判的专业经验，容易因事实认定偏差导致错误追加；二是简化的审查程序会引发大量 “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 甚至申诉，反而导致执行程序拖延，损害司法效率；

而 “执行程序不直接追加 + 另行诉讼审查” 的模式，实现了 “效率” 与 “公正” 的平衡：执行程序可专注于对 “原被执行人（公司）” 的财产执行，保障效率；实体争议则由审判程序进行全面审查，确保公正。这种 “分工协作” 的模式，最终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股东的正当权利，实现了司法价值的最优解。

六、案件索引

（2023）最高法民申 567号

结语：实务提示 —— 债权人与股东该如何应对？

最高院的这一裁判观点，为执行阶段的 “追加股东” 问题提供了明确指引，实务中需注意：

对债权人而言：若发现股东存在 “过度支配”“人格混同” 等滥用法人地位的行为，切勿直接在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而应及时收集证据（如股东与公司财务混同的凭证、股东过度干预公司决策的文件、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证明等），通过 “另行提起诉讼”（如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之诉）主张权利；

对股东而言：若在执行程序中被申请追加，可依据本裁判观点，以 “不属于《变更、追加规定》明确列举的情形” 为由提出执行异议，拒绝被随意追加为被执行人，维护自身 “股东有限责任” 的法定权利。

司法程序的价值，在于通过明确的规则平衡各方利益。这一裁判既防止了 “执行权越界”，也为债权实现保留了合法路径，值得每一位企业经营者、债权人及法律从业者关注与借鉴。